激活法律“沉睡條款”　嚴懲猥褻兒童犯罪

　　有觀點認為,我國猥褻兒童罪刑罰偏低,刑罰的震懾功能沒有有效發揮。最近一段時間,伴隨著一些挑戰倫理底線的極端事件出現,要求重新審視“猥褻兒童罪”的呼聲再度高漲

　　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19)》顯示,2019年,猥褻兒童犯罪躍居檢察機關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起公訴人數的第三位。

　　有觀點認為,我國猥褻兒童罪刑罰偏低,刑罰的震懾功能沒有有效發揮。最近一段時間,伴隨著一些挑戰倫理底線的極端事件出現,要求重新審視“猥褻兒童罪”的呼聲再度高漲。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審議過程中,修改完善猥褻兒童罪相關條款備受關注。如何抓住此次刑法修改契機,回應社會關切,成為人大代表和法學專家關注的熱點話題。

　　坊間要求從嚴懲處猥褻兒童犯罪的聲音從未停止過。最近一段時間,伴隨著一些新聞事件,特別是挑戰倫理底線的極端事件出現后,要求重新審視“猥褻兒童罪”的呼聲再度出現。

　　2020年6月29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分組審議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在此期間,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建議,提高猥褻兒童犯罪的懲罰力度�！斑@種行為突破道德良知底線,給未成年人造成的身心傷害是終生的,社會影響極其惡劣,建議抓住這次機會,提高猥褻兒童罪的懲罰力度,回應社會關切�！比珖�人大常委會委員朱明春說。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歐陽昌瓊也認為,這次刑法修改要解決猥褻未成年人犯罪處罰過輕問題,目前該罪一般情況下頂格處罰是五年有期徒刑,顯然與社會呼聲、與猥褻兒童罪行造成的惡劣影響不相稱,有必要提高刑罰。

　　“是否應提高猥褻兒童罪的法定刑,需放在整個刑法體系中加以綜合考量,比如,要考慮到猥褻兒童罪與強奸罪的適當梯度,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近日,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犯罪學研究所所長趙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該罪法定刑設置的真正問題不是最高刑過低,而是加重情節規定不明確、缺乏針對性,建議對此類犯罪常見的“惡劣情節”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明確列舉出來,對給受害兒童造成嚴重傷害的依法予以重刑處罰。

　　爭議:法定刑應否提高

　　最高人民檢察院此前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19)》顯示,2017年,檢察機關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起公訴人數居前六位的罪名分別是強奸、盜竊、故意傷害、搶劫、尋釁滋事、交通肇事,六類犯罪占提起公訴總人數的67.84%;2019年,居前六位分別是強奸、尋釁滋事、猥褻兒童、搶劫、聚眾斗毆、故意傷害,六類犯罪占提起公訴總人數的62.22%。其中,猥褻兒童犯罪上升趨勢明顯。

　　上述數據引起了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衛生學校副校長楊琴的注意,她一直關注著公開報道中涉及侵害兒童犯罪的案件�！靶郧趾�兒童犯罪仍處于多發態勢,但這類犯罪的隱蔽性很強,能夠被披露出來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我贊同提高猥褻兒童罪法定刑,從嚴懲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楊琴代表說。

　　依據刑法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制猥褻他人或者侮辱婦女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褻兒童的,從重處罰。

　　“我國猥褻兒童罪刑罰偏低,沒有無期徒刑和死刑,刑罰的震懾功能不能有效地發揮�！北本┦星嗌倌攴�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曾撰文指出,有一些猥褻行為,手段極其殘忍,傷害后果遠遠大于強奸犯罪。為此,他建議修改刑法,明確規定手段極其殘忍或者情節極其惡劣的猥褻兒童犯罪,最高可以判處死刑。

　　尤其是一些惡性猥褻案件出現后,主張提高猥褻兒童罪法定刑的呼聲高漲。然而,趙軍對此表達了更為審慎的態度。他認為,是否提高該罪的法定刑,需要在整個刑法體系中加以綜合考量,比如猥褻兒童罪與強奸罪,二者之間要保持合適的梯度,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

　　“如毫無節制地將猥褻罪的法定刑往上提,甚至與強奸罪或者殺人罪接近或持平,就可能間接鼓勵犯罪人實施更嚴重的犯罪,這與法律保護法益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在一些極端的猥褻兒童案件中,如果導致受害兒童重傷或死亡,往往會構成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通過這些罪名的適用,通常能夠做到罪責刑相適應�！壁w軍說。

　　“對任何犯罪現象的治理,都不能盲目通過降低責任年齡、提高刑期等一刀切的方式進行�！比珖�人大代表、陜西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方燕認為,猥褻兒童的情形比較復雜,猥褻手段、情節千差萬別,危害性大小各異,因此刑法規定了兩個處罰等級,關鍵是司法實踐中要最大限度體現依法從嚴懲處的政策精神,比如對應認定為情節惡劣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堅決依法判處。

　　觀點:激活“其他惡劣情節”　

　　在呼吁提高猥褻兒童罪法定刑的建議之外,有聲音指出,實踐中猥褻兒童犯罪的宣判刑較輕。刑事處罰的升格適用案件較少,多是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范圍內進行處罰。

　　據媒體報道,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副院長邢紅枚對2017年發布在中國裁判文書網的389份猥褻兒童罪的一審判決書進行統計分析發現,最輕判處拘役三個月,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判決占72.3%,21人適用緩刑。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的判決適用較少,五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判決只有24例,僅占6.2%。

　　佟麗華的團隊也曾分析過近幾年發生的22起猥褻兒童的案件。在這些案件中,被害兒童都是14歲以下,手段極其殘忍,最后都導致陰道撕裂、陰道出血、輕傷二級的嚴重后果,但判決結果普遍較輕。其中判處二年及以下的9件,二年至三年的6件,三年至四年的5件,五年以上的只有2件。

　　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區檢察院檢察官徐靜超曾辦理過一起猥褻兒童犯罪案件。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間,許華(化名)在其開設的文具店內,對多名前來購物的在校男童進行猥褻。她介紹說,在本案中,嫌疑人許華多次猥褻在校男童,但并非在公共場所或者聚眾,是在相對密閉的其他人不在場的文具店內進行,后法院綜合全案案情和作案手段,最終判處許華有期徒刑三年零三個月。

　　“對猥褻兒童罪等嚴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我們始終保持高壓態勢和‘零容忍’態度,依法從嚴從快懲治。”不過,徐靜超也坦言,一般情況下,猥褻兒童罪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實施猥褻,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對于何為‘其他惡劣情節’,目前尚無明確細則和操作規定,實踐中采用該條款升格量刑的也比較少”。

　　“量刑幅度上至第二檔,在五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的范圍內加重處罰,需存在以下三類情況,即聚眾猥褻兒童;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兒童;具有其他惡劣情節猥褻兒童。這是猥褻兒童罪的加重處罰情節�！狈窖啻�表解釋說。

　　結合近幾年審結的案件,方燕代表向記者介紹,猥褻兒童犯罪基本都是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內處刑�！氨M管在有些案件中,被猥褻兒童人數眾多,持續時間長,猥褻次數多,或者猥褻手段惡劣,對被告人適用五年以下量刑幅度明顯畸輕,但因不符合第二檔法定刑規定的三類情節,所以,判決時很難做到罪刑相適應�！�

　　方燕代表認為,對“其他惡劣情節”的理解不能刻板,實踐中對此應當單獨細化,比如猥褻多人或多次猥褻等,以此來突破目前的法理情困境。同時,猥褻兒童案件的被害人所遭受的心理創傷,往往在審判中被忽略。法院在定罪量刑時,可以將精神創傷嚴重程度納入“其他惡劣情節”的考量范圍中。

　　在趙軍看來,對猥褻兒童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之所以相對較少,有立法和司法兩方面的原因。在立法層面,聚眾或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的情況在現實中較為罕見,將這種罕見的情節作為“其他惡劣情節”的比照“樣板”,缺乏針對性,可能會導致具體適用時的無所適從;在司法層面,在沒有“明文、明確依據”的情況下,司法工作人員可以根據相關法學原理合理理解法律,要有運用法律的動力和擔當。

　　至于何種情況應納入“其他惡劣情節”,他強調說,核心是要圍繞對被害人的傷害程度展開判斷,比如使用嚴重暴力強迫方式實施的、因猥褻行為導致被害人輕傷或者精神失常的、用灌醉或下藥手段實施的,如此等等,均可納入情節惡劣的調整范疇。考慮到猥褻兒童案件的復雜性,不能簡單依據猥褻方式(如是否“侵入”)或具體次數認定情節是否惡劣,而是要立足相關行為對兒童的實際傷害去考慮升格量刑問題。從法學原理上講,需要處罰的不是“性”而是“傷害”。

　　建議:讓犯罪分子無處遁形

　　未成年人辨別能力、防范意識相對較弱,在生活中更容易成為被侵害對象�！安粦�給任何罪犯鉆法律空子的機會,對于存在漏洞的機械化的法律規定,應當適時進行修訂。”方燕代表以“侵入式猥褻”舉例說,刑法規定構成強奸罪的必須有“性器官接觸”,如無確實證據,則只能被認定為猥褻�？紤]到“侵入式猥褻”量刑可能偏輕,建議對“侵入式猥褻”加重處罰,比如可考慮適用“情節惡劣”,這樣更符合刑法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回顧自己辦理過的多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情況,徐靜超總結說,猥褻兒童類犯罪在證據認定方面往往存在“先天不足”,有時甚至會遭遇“零口供”,這類案件的關聯物證通常很難取得,有些嫌疑人也心存僥幸,提出各種理由逃避審查。未來,司法機關要著力構建以“被害人陳述”為核心的證據審查體系,及時固定電子數據,全面收集客觀證據,對這類犯罪依法嚴懲不貸。

　　發源于網絡上的罪惡,成為猥褻兒童的新趨勢。面對立法當初未曾預料到的場景,如何評價這個行為?最高檢表明了嚴厲打擊此類犯罪的鮮明態度。

　　在最高檢發布的第十一批指導性案例中指出,網絡環境下,以滿足性刺激為目的,雖未直接與被害兒童進行身體接觸,但是通過QQ、微信等網絡軟件,以誘騙、強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兒童拍攝、傳送暴露身體的不雅照片、視頻,行為人通過畫面看到被害兒童裸體、敏感部位的,是對兒童人格尊嚴和心理健康的嚴重侵害,與實際接觸兒童身體的猥褻行為具有相同的社會危害性,應當認定構成猥褻兒童罪。

　　從源頭預防出發,今年5月底,最高檢等9部門共同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規定9類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情形,有關單位和個人須立即報案�！跋乱徊�,要重點推進性侵強制報告制度,建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庫和從業禁止限制�！睏钋俅�表評價說,日前重慶市率先推出了全國首個強制報告App,希望能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全面推開,真正讓犯罪分子無處遁形。

　　“可以考慮聯合教育等相關部門,將防性侵工作的開展情況列入專項考核,對發生性侵、隱瞞不報、隱瞞私了等情況作出嚴肅處理,年度考核評優一票否決。”徐靜超補充說�！�

　　朱明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猥褻兒童犯罪突破道德良知底線,給未成年人造成的身心傷害是終生的,社會影響極其惡劣,建議提高猥褻兒童罪的懲罰力度,回應社會關切。

　　歐陽昌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目前猥褻兒童罪一般情況下頂格處罰是五年有期徒刑,與社會呼聲、與猥褻兒童罪行造成的惡劣影響不相稱,有必要提高刑罰。

　　楊琴(全國人大代表)

　　性侵害兒童犯罪仍處于多發態勢,但這類犯罪的隱蔽性很強,能夠被披露出來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我贊同提高猥褻兒童罪法定刑,從嚴懲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方燕(全國人大代表)

　　對“其他惡劣情節”應當單獨細化,以此來突破目前法理情困境。在量刑時可以將被害人精神創傷的嚴重程度納入“其他惡劣情節”的考量范圍中。

　　趙軍(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猥褻兒童罪法定刑設置的真正問題不是最高刑過低,而是加重情節規定不明確。建議將“惡劣情節”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明確列舉出來,依法予以重刑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