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有關復旦大學研究生黃洋中毒一案的報道和評論,以連篇累牘之勢見諸各大報端、網絡。原因大約有二,一是黃洋已于4月16日下午身亡,案情性質嚴重;二是中毒者和警方鎖定的涉嫌投毒者均為復旦大學學生,出身名牌高校。

　　案情被披露之后,輿論的介入可謂勢不可擋。輿論的介入當然是極為必要的,因為從案件發生開始,它就有了重要的社會意義,這也為輿論的介入提供了正當性。然而,就目前輿論針對該案的報道和評論來看,有部分報道者與評論者在介入的同時,卻喪失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則。

　　概而言之,問題主要表現為兩方面:其一,有媒體在報道時帶有“未審先判”的立場,將警方鎖定的犯罪嫌疑人同案件的真兇完全等同。例如,有紙媒就以“復旦研究生遭室友投毒身亡”作為標題來報道此案最新進展,至于類似的網絡標題,更是不勝枚舉。但事實上,在法院正式判決前,不管報道者內心判斷多么堅定,先入為主的立場理當拋棄。

　　其二,評論者中不乏一些急切的案件反思者,而這些反思的矛頭大都指向了高等教育制度、大學寢室關系、有毒化學品監管制度以及最高的人性。很難理解,在案情撲朔迷離、真相尚未查清的眼下,作者們何以能夠如此悲憤地將原因歸咎于“體制”,卻只字不提個人因素。

　　在現代社會的轉型歷程中,公眾輿論的崛起是一道重要的景觀。其中,媒體報道對于公眾輿論的走勢歷來有著至深的影響。公眾輿論就像一把利劍,在劈向社會的同時,既有可能斬殺邪惡,也有可能傷及無辜。而要規訓好這把利劍,媒體在報道時就必須要遵循一套客觀、真實和準確的規范。當然,在中國,被譽為“社會良心”的媒體很難確保自身的“價值中立”,因為對公權力的監督和對弱者的同情,構筑了我們媒體人共同的價值底線。

　　但欲為“社會良心”,卻并不與新聞專業主義相沖突。就此而言,那些帶有“未審先判”之立場的報道者,應當反思在黃洋中毒一案中的傾向性報道;那些動輒將原因歸咎于體制的評論者,更應警惕如此便捷的“反思路徑”。

　　“未審先判”的報道,或許可以為公眾施展同情提供一個最好的理由,但也可能造成難以挽回的“冤案”。在本案中,且不論一般人私下如何議論,但作為大眾媒體的報道者,即便你虔信警方認定的林某是真兇,也不該在報道的“話語”層面將其鎖定。一旦在報道上鎖定,尚只是嫌疑人的林某就沒有了隱私,關于他的一切信息,也都被搬上了公眾的閱讀平臺。　更可怕的是,在未經司法審判的情況下,他已經經歷了社會的審判。可以說,在社會意義上,他已經被徹底排斥,盡管他尚有軀體,但作為一個社會人,他已經被“殺死”了。

　　而對于急切進行反思的“體制派”,或許將問題擴大化并歸咎于體制,可以為診治社會提供一服最好的“道德解藥”,但在同時這也模糊了問題本來的面目。的確,很多人介入復旦學生中毒一案的討論,并不是為了得到真相,而只是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真相。他們中有人是有意為之,也有人是出于一種無意識。但不管有意無意,論斷必須要基于事實,在黃洋中毒身亡的真相尚未查清之前,將原因引向結構性的社會因素,是站不住腳的。

　　藥家鑫一案之后,很多人都目睹了我們時代的公眾輿論是怎樣在法律殺死一個人之前,先在“社會意義”上把他殺死的。對于掌握信息出口的大眾媒體,既擁有報道事實的權利,也握有“道德審判”的權力。要想避免權力失范,就必須要慎用自己的權利。在報道中,在評論中,媒體應當恪守中立客觀的準則,拒絕過度的推測、引申。毫不夸張地說,如果媒體在報道、評論時都能學會保護一個犯罪嫌疑人的權利,那么輿論本身將會更加健康,中國社會也將向前邁出重要的一步。(文章來源:4月18日《南方都市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