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答復,我無法不給一個高分。”2019年底,代表委員法學專家組成評委團,從檢察機關2019年全國兩會建議提案答復文稿中精挑細選出20份優秀答復文稿——

　　評委對答復文稿評分

　　檢察機關2019年全國兩會建議提案優秀答復文稿評選活動復選評審會在上海召開

　　黃文生代表

　　王紅軍代表

　　謝文敏委員

　　法學專家李奮飛

　　最高檢辦公廳工作人員向金葆康代表(左)介紹情況

　　黃東兵代表

　　陳琳代表

　　最高檢辦公廳工作人員向彭祁代表(右)介紹情況

　　法學專家李揚

　　2019年12月中旬,檢察機關2019年全國兩會建議提案優秀答復文稿評選結果經最高檢檢委會討論后,將20份優秀建議、提案答復文稿在檢察系統內網公開,提供給全國檢察官研究學習。

　　這些優秀答復文稿是如何產生的?時間回到一個月前的11月19日,全國人大代表劉艷、柴閃閃、王紅軍、金葆康、黃文生、彭祁、陳琳、黃東兵,全國政協委員謝文敏,法學專家李奮飛、李揚作為評委,正在詳細審閱40份進入復選的答復文稿。

　　這40份復選文稿,是由31個省級檢察院代表委員聯絡處的負責人從代表委員在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提交的206件建議議案的答復文稿里“匿名”挑選出來的,其中協辦類20件,主辦類20件。最高檢辦公廳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這項工作,不能簡單地從辦好議案、建議、提案的角度來看,而是要從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講話高度來認識,從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要求、落實全國兩會精神高度來認識,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用法律監督保障人民權益,維護社會公平公正。”

　　這次被評優回復的承辦檢察官沒有任何獎勵,“主要是讓沒評上的承辦檢察官紅紅臉、較較勁、用用力、走走心。”該負責人說。

　　在評選過程中,黃文生代表告訴記者:“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評審,評審過程中絲毫不敢大意,對所有的回復都做了通讀。在60多天時間內,最高檢高質量地完成了對206件建議和提案的辦理工作。對檢察官們的辛勤工作,我表示敬意。”

　　評分標準有四方面,評委各有“加分項”

　　最高檢給出的評分標準主要看四個方面。在結構與格式方面,主要看答復文稿是否結構嚴謹、層次分明,是否前后呼應、過渡自然,是否格式規范、標準答復類別恰當等;在內容與表達方面,主要看答復內容是否邏輯合理、表達清楚,答復語言是否流暢、簡明,用詞是否準確等;在落實措施方面,主要看答復內容是否符合國家法律法規,依據是否充分,闡述是否合理,答復內容是否緊貼檢察工作實際,落實措施是否有可操作性等;在回應代表委員方面,主要看答復文稿是否內容明確、具有針對性是否契合代表委員需求等。其中,回應代表委員方面分值占到了40%。

　　但對評委來說,依靠這幾個標準很難將答復拉開距離。“放在我們面前的40份建議、提案答復都是由全國檢察機關篩選過一遍的精品,水平都很高,差距不大。”全國人大代表陳琳說。因此,每位評委在評選過程中,都有自己的偏好和側重點。

　　全國人大代表黃東兵給高分的答復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在代表具體的建議之外,檢察機關還給了什么樣的信息,“能看到部分答復文稿就所涉主題將檢察機關歷年來開展的工作、取得的進展說清楚,再針對代表具體的建議做回答。我是研究管理的,管理治理的改進永遠在路上,從這一方面來說,最高檢對建議提案回復的改進,也凸顯了‘檢察力’的創新”。

　　全國人大代表黃文生表示,言簡意賅、條理清晰的文稿,在他這里會拿到高分,“我曾經在其他部門收到過回復,不論內容質量如何,厚厚的一摞看幾頁就力不從心了,把一個簡單的答案復雜化是很多部門的通病。長篇累牘、言之無物是我最不希望得到的答復。特別高興看到檢察機關的回復控制在5頁以內,比較復雜、建議較多的答復也不超過10頁,而且這幾頁的信息量是十分巨大的”。

　　此外,與2018年檢察工作重點相關的建議與提案回復也占有天然優勢,據記者統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檢察公益訴訟和未成年人保護均有大部分評委的高分票,“這些是社會公眾比較重視的問題,也是近兩年檢察機關工作的發力點。所以,答復得好,這幾個領域的回復容易拿到高分,反之也最容易拿到差評。”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奮飛表示。

　　代表委員最關心建議能否落實到位,真正實施出效果

　　全國人大代表陳琳表示,在兩會期間,不少代表都在討論未成年人保護方面的內容,這次評選中,也能看到未成年人保護方面的提案建議所占比例不小,內容有針對性又不盡相同。有關注法律制度建設的,有關注法律實施過程的,有關注家庭教育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中所起作用的,也有關注社會支持體系的。“從最高檢的答復來看,檢察機關未檢體系化的工作也在逐步完善。”

　　李奮飛教授、黃文生代表、王紅軍代表最關注的是低齡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處理問題。“當前許多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例顯示,侵害者本身也是未成年人,卻因達不到法定年齡而免予刑事處罰,引起較大爭議。但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不能只依靠嚴懲來規范,我們很高興在回復中看到了特殊的司法政策”。

　　在相關答復里,最高檢給出了兩個解決方向,一是立足從源頭上做好預防工作,探索開展親職教育和人格甄別機制,充分發揮監護人在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的作用,提高未成年人幫教的精準化、個別化程度。二是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分級處遇機制,對未成年人的罪錯程度設置階梯式的多種實體處遇措施,由相關部門根據未成年人罪錯程度和性質及時進行有針對性的干預。

　　在2019年12月20日最高檢、公安部聯合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第九檢察廳相關負責人談到了對低齡未成年人犯罪不能“一放了之”,要切實發揮專門學校的強制教育作用、強化收容教養制度對未達刑事責任年齡未成年人犯罪行為的矯正功能等。單純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能否從根本上有效解決低齡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值得探討。最高檢會及時向立法機關提出意見,回應社會公眾對這一問題的關注。

　　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的一項重大改革部署,也是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評委們表示,公益訴訟被看作檢察機關轉隸后業務的新增長點,備受代表委員關注。

　　“其實我們不缺好的建議,代表委員關心的是建議能否落實到位,真正實施達到好的效果,最忌雷聲大雨點小。從公益訴訟提案、建議的答復中,可以看到最高檢總體采納率比較高,通過探索、研究、試點的方式逐步落實。”李奮飛說。

　　如全國人大代表方燕在《關于在檢察公益訴訟制度中增強調查核實權剛性,進一步明確賦予檢察機關處分權的建議》中提出,在司法解釋中明確對妨礙公益訴訟違法當事人采取強制措施。對此,建議承辦人表示,最高檢將參照法院決定司法拘留并由司法警察執行的做法,提請立法機關研究完善檢察機關相應強制措施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還有符宇航等十位代表在《關于推進檢察公益訴訟深入開展、完善公益訴訟立法的建議》中表示,在公益訴訟單獨立法前,可通過專項決議、決定等方式,明確檢察機關行使公益訴訟調查核實權的剛性和保障性救濟措施。對此,建議承辦人表示最高檢已要求省檢察院積極爭取出臺地方人大專項決議先行探索。

　　評委為堅持法律、實事求是、不一味“迎合”的回復打動

　　彭祁代表在候選的40份答復里,發現了自己《關于加大婁底市民間融資領域掃黑除惡力度的建議》。她在建議中提出,對民間融資領域里的涉黑案件要有前期鑒別,“因為老百姓認為欠債還錢天經地義,有時會有些過激的舉措,不能隨意就定性為涉黑”。彭祁告訴記者,最高檢建議承辦人專門跟她電話溝通過兩次,并表示專門登門詳談。由于市里面的工作比較多,彭祁沒有邀請最高檢工作人員到婁底,不過建議承辦人認真負責的態度和扎實穩健的法律功底還是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毫不猶豫給這份答復一個高分。

　　謝文敏委員也發現了自己的一份提案——《關于完善正當防衛制度法律適用的提案》。“在提案辦理過程中,承辦檢察官不敷衍了事,不走程序性的‘虛假’溝通,2019年5月初,邀請我和提出類似建議的全國人大代表蔡學恩律師等4名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到青島面對面溝通。2019年我提了6個提案,最高檢是唯一一個與我面對面溝通的單位。”謝文敏委員說。

　　謝文敏同時表示,該建議的承辦人堅持法律思維,對代表委員的意見“不盲從”,積極溝通解釋,推動所涉問題獲得本質性進展也是她最為欣賞的一點。“對正當防衛的定性問題,我提出最高檢要統一全國司法裁判標準,對此,建議承辦人向我解釋正當防衛法律適用有技術性的問題不好處理,無法做到‘一刀切’,目前已通過發布指導性案例、直接指導地方司法機關辦理來促進規范司法。最高檢也將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推動正當防衛的正確適用。對這個回復,我表示非常滿意。”謝文敏委員說。

　　黃東兵代表也為一份堅持法律、堅持原則、實事求是、不一味“迎合”代表的回復所動容。“有一份建議,代表要求最高檢在保護馳名商標時采取額外的措施,比一般的商標和知識產權保護享有更特殊的政策。這份建議只有700多字,承辦檢察官回復了6000多字,擺事實、講道理,闡明這個建議不符合國家法律法規。這樣的回復,我無法不給一個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