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延續到唐朝，已進入了全盛時期，唐朝的法律制度也達到空前完備的地步。唐朝統治者深知：為了維護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必須充分發揮官僚機構的統治效能。因此，整飭吏治、嚴懲官員受賄，濫用職權攫取非法利益，就成為唐律的重要內容之一。

　　一方面，法律制裁枉法貪贓的官員。 規定：“諸監臨（轄區）之官，受所監臨財物者，一尺（合今制0.933寸）笞四十，一匹（四十尺）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唐律?職制律》）行賄者、比照監臨之官減罪五等，最重的杖一百。勘驗、審判等官員受收財物、枉法裁判的，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受收財物，沒有枉法裁判的，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流刑三千里，強迫勞役三年）。因為唐朝時帛是貨幣，所以用尺、匹為單位。

　　另一方面，法律懲治以權謀私的官員。“即因使，私有交易者，準盜論。”《唐律?衛禁律》外交官利用因公出使外國的機會，私下買進賣出和以貨易貨，以標的物作為贓物計數，比照竊盜論處。監臨之官擅自役使下屬或借用轄區內的奴婢、牛馬、車船、旅店等均為犯罪。 監臨之官接受下屬豬、羊肉及其他禽類、酒食、瓜果等，按其所受的價值，以“坐贓論”。案發時，財物尚在，還主。強索財物，計贓，依“準枉法論”。強索較受收財物，罪加一等，即：一尺笞五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強行借貸較非強行借貸，罪加二等。借貸后。百日外比百日內歸還處理更重。

　　此外，法律禁止官員經商。規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伯叔、堂兄弟姊妹）以上親，自執工商，家專其業，皆不得入仕。（《唐六典?吏部》）本人或大功以上親屬從事商業，本人不得擔任官職。在職官員在轄區內兼營商業屬于犯法行為。買賣貨物，即使交易公平，也笞五十，顯失公平，比照曲法枉斷論罪。官員為官府做生意或虧損欠債，按坐贓減二等處罰。官員派下屬或市場管理人員經商，如得利，官員不知，為無罪；知，比照官員家人在轄區內經商，官員知情之罪懲治。根據情節輕重，下屬或市場管理人員也要笞四十到杖八十。官員家人在轄區內做生意賺錢，比照官員本人經商之罪減輕二等。官員知情，與家人同罰；不知，比照家人之罪減輕五等。監臨之官比非監臨之官及其家人經商處罰更嚴。

　　唐朝嚴懲貪官污吏的法律規定，曾較為有力地保護、促進了唐朝政治的安定和經濟的繁榮。當然，封建社會的任何律令都難以嚴格執行，唐代貴族、官僚受賄經商的事，在不少史籍里也有記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