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下崗工人廖丹因妻子患上尿毒癥、花光了家中所有積蓄。為讓妻子活下去，廖丹找人刻了醫院公章，給妻子做了近4年“免費”透析，涉嫌騙取醫療費17.2萬余元。7月11日，廖丹因詐騙罪受審。庭審時廖丹掩面而泣，坦言“被逼得沒辦法了，只為妻子能先不死”。

　　這無疑是一個情理與法理、私德與公義高度矛盾糾結的悲劇性案件。于法理、公義而言，廖丹私刻醫院公章騙取醫療費，當然涉嫌犯罪。但于情理、私德而言，身為下崗工人的廖丹，對長期身患重病的妻子，竭盡所能地治療，不僅“花光了家中所有積蓄”，而且自己患病“從不去看醫生”，最終在“被逼得沒辦法”的情況下鋌而走險的經歷，也讓人唏噓。

　　據悉，廖丹夫妻靠“打零工”、“低保”維持生計。而妻子尿毒癥“每月醫藥費就超過5000元”。但因“妻子不是北京戶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醫保待遇”，而“讓妻子回河北老家報銷醫療費，身體也經不起來回折騰”，最后廖丹只能選擇“自費透析”。

　　這意味著，此處的“貧賤夫妻百事哀”，不僅是高昂醫療費下折射的家境貧困之哀，更是面對最迫切需要醫療救濟的弱勢群體面對制度失靈的悲哀。早在2010年，人社部便曾明確，“對自愿選擇參加城鎮居民醫保的靈活就業人員和農民工，各地不得以戶籍等原因設置參保障礙”，可為什么在北京，廖丹妻子仍會因“不是北京戶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醫保待遇”？

　　事實上，查看一下人社部《2011年度統計公報》，便不難發現，類似廖丹妻子這樣在戶籍夾縫中被城市醫保遺漏的外來人員、農民工并非少數，而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群體。如公報顯示，“201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5278萬人”，但“參加醫療保險的農民工人數為4641萬人”。這也就是說，在城鎮參加醫保的農民工實際不足五分之一。誠然，除了城鎮醫保，農民工在農村原籍還可以參加新農合醫保(事實上，這也是目前我國醫保能在形式上覆蓋13億人的基本背景)，但囿于新農合醫保的地域分割、不能互認、統籌層次低下以及報銷水平不高等體制障礙，對于長期生活在城市的外來工來說，這樣的醫保顯然不可能起到多少事實上的救濟作用，廖丹妻子的遭遇，便是對此的鮮活詮釋。

　　因此，“私刻公章救妻”事件實際上再次提醒，目前我國醫保體制亟待加緊健全完善。如，醫保在農村與城鎮之間的體制分割亟待整合統一、在地區之間的互認通用亟待加速推進，同時，各種醫保的報銷水平保障待遇也亟待不斷提高。惟其如此，“私刻公章救妻”的情理分裂，才可能得以真正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