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離職空姐因長期從國外免稅店購買化妝品入境銷售未申報,涉嫌走私而被判刑11年,引發人們的熱議。該案件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并不存在疑難,而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在于該案的判決有違普通人的情感,從而造成法律與民意的沖突,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純粹從法律角度分析,這位離職空姐伙同他人,共同采取以客帶貨從無申報通道攜帶化妝品進境的方式,逃避海關監管,偷逃應納稅款,已經嚴重觸犯刑律。從犯罪主觀方面來看,這位淘寶店主因具有空姐的從業經歷,熟悉空乘人員不得境外代購的職業規范,具有明知境外代購應當申報關稅卻瞞而不報的主觀故意；從犯罪客觀方面來看,該離職空姐多次從境外免稅店購買商品并在網上銷售,嚴重偷逃關稅,符合走私普通物品罪所規定的犯罪構成,因此,判處境外代購瞞報關稅的行為為走私普通物品罪,完全符合法律規定,同時,這位離職空姐因偷逃稅款數額巨大,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量刑亦無可厚非。

　　離職空姐從事境外代購并偷逃巨額關稅因而獲重刑,在法律定性上并無問題。然而,據有關部門調查統計,有95.7%的網民感覺“震驚,量刑過重”,僅有3.2%的網民對該量刑表示認同。這些數據體現了廣大網民對這位離職空姐因代購獲重刑的憐憫和同情。“法不容情”,在一個法治國家,當法律和情感相沖突的時候,為構建安定的法律秩序,為維護人民對法律的信仰,我們必須選擇維護法律的權威。但是,不能僅僅依靠個案“以儆效尤”的社會效應來樹立法律權威,為追求司法裁判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這個案件所隱含的更深層次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據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的監測數據顯示,2010年海外代購的交易規模為120億元,2011年為256億元,2012年預計為480億元,這說明海外代購這種新興行業在近幾年內正在以瘋狂的速度增長,境外代購已經成為普遍現象,而絕大部分的境外代購商都不主動申報關稅,因境外代購偷逃關稅而被判刑的只是冰山一角。其實,之所以出現如此火爆的境外代購現象,并不是因為刑法中關于走私罪的條款對代購的人們不存在震懾力,而是因為境外代購存在巨大的市場空間和利益驅動。據有關調查顯示,在代購商品的構成中,作為生活必需品的化妝品與奶粉分別占24%和16%。這是因為,國內市場中存在嚴重的食品安全和藥品安全問題,這使國內消費者對境外商品趨之若鶩。但是,為了抑制境外商品的過度進入,為了保護民族產業,我國對境外商品征收高額關稅,以至于一些生活必需品變為“奢侈品”。盡管海關總署在2010年出臺相關規定,將進境物品進口稅起征點降至50元,但是,這并沒有抑制人們對境外商品的市場需求,更沒有杜絕境外代購偷逃關稅現象的存在。

　　境外代購除了存在巨大的市場空間和利益誘惑之外,法律灰色地帶也為境外代購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空間。目前,人們去境外旅游已經日趨普遍,從境外購物對于消費者而言已是家常便飯,這導致境外代購瞞報關稅現象普遍存在,各種偷逃關稅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門,這讓海關部門對境外代購商品通關的監管產生執法困境,也讓諸多代購商偷逃關稅持普遍的僥幸心理。

　　可以說,不論是什么樣的商業模式,只要是偷逃關稅達到一定數額,都屬于刑法走私罪的調整范圍,人們之所以不情愿將代購作為走私來對待,關鍵因素還在于境外代購體現了一部分網民的利益。當廣大網民在質疑境外代購行為量刑過重時,我們的公共部門是不是也應當反思一下我國稅收是否也過重了。對此,公共部門應當調整相應的稅收政策,通過減稅的方式還利于民,讓人民的生活更方便、更實惠,更好地分享社會發展乃至全球發展的成果。同時,市場管理部門也應當通過對國內市場的規范,逐步提高民族產品的質量和市場競爭力。還有,相關部門也應當出臺專門針對境外代購這種商業模式的監管措施,讓這一新興行業的發展更加規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