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要求放開單獨家庭生二胎,這使大量中國的年輕夫婦面臨生不生二胎的選擇。他們大多是城市家庭,有些三十多歲的夫婦已經有一個孩子,突然獲得了合法生二胎的可能性。

　　然而留給那些三十多歲夫婦做決定的時間已經不多,此外他們周圍是只生一胎的社會大環境,要生二胎,他們將成為中國城市里第一批普通雙子家庭的主力。毫無疑問,他們將經歷特殊的育子壓力。

　　中國城市當下的實際育子成本大體觸及了普通獨子家庭承受力的底線。中國家庭都望子成龍,孩子的教育投入在家庭經濟中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結果是各種昂貴的育子項目紛紛出臺,孩子上學有償擇校成為普遍現象。這耗盡了很多年輕家庭的財力。

　　以目前的獨生子女養育成本,將它們乘以2,是很多城市普通家庭承受不了的。這肯定會抑制部分單獨家庭生二胎的愿望。如果今后大量城市家庭生二胎,中國的教育產業就需做出調整,提供更多質優價廉的選擇,獨生子女社會特有的很多風尚和消費習慣都要隨之改變。

　　從這個意義上說,“單獨二胎”政策只是中國城市重新過渡為雙子及多子家庭社會的開始。這個過渡很可能是漫長的。

　　“單獨二胎”政策是允許和開放單獨家庭生二胎,這與全面鼓勵生二胎還不是一回事。如果采取鼓勵的態度,國家就應投入財力或做更有力度的政策調整,幫助生二胎的家庭。而現在的情況很可能是,生二胎的成本需要自己承擔,這些家庭將成為推動中國生育政策再過渡、再改造的市場力量,他們大概會付出比以后養育二胎更高一些的成本。

　　《決定》在要求放開“單獨二胎”的同時,也表示要“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客觀來看,計劃生育國策的確沒有被放棄,中國重新成為“隨便生”的國家或許還要等很多年,成為全面鼓勵生育的國家將是更遠的事。

　　中國面臨人口總量過多,然而少子老齡化又已經襲來的獨特尷尬,這一困境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中國調整生育政策不得不統籌兼顧這兩個難題,同時把握好方向和節奏。我們認為《決定》做出的調整是正確和穩健的,它是中國走向更為完善生育政策的過渡性選擇。

　　然而由于國家只是“放開”,而非“鼓勵”,現實育子環境會讓很多年輕家庭糾結,也會讓生了二胎的普通家庭面臨生活艱難。國家有必要對教育市場進行一定干預,減輕城市雙子家庭的養育負擔,從而讓普通的單獨家庭能夠實際享有生育二胎的權利,而不是使這項政策成為富裕家庭的“特權”。

　　有學者計算,放開“單獨二胎”后,中國預計每年多出生100萬的孩子,對中國人口結構不會產生很大影響。但其實這種影響具有突破性意義,因為它是中國人口政策的轉折點,而且將觸動中國社會結構的大量連帶變化。如果多出生的孩子過少,將既是生育政策調整的失敗,也是社會公平建設的新缺憾。

　　國家越龐大復雜,致力于社會公平的改革就越是它的生命線。然而現實是,公平常常被權力和財富買走。我們希望“單獨二胎”不會在城市貧富家庭之間劃出新的界限,我們知道做到這點決不像喊個口號那么簡單,但政府推出一項社會政策,就需有一些相關調整的跟進,再難也需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