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嬰案公審,不僅在法律上尋求到一個正義的救濟,也希望能對醫療秩序的公共治理起到事后鏡鑒的作用。

　　備受關注的陜西富平產科醫生張淑俠拐賣嬰兒案,昨日在渭南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公訴方指控張淑俠共實施拐賣兒童犯罪6起,涉及被拐賣嬰兒7人。法庭并未當庭宣判。

　　雖然張淑俠在庭上表示“認罪伏法”,但有罪判決的做出還需要基于嚴密的證據鏈。在量刑上,類似多次拐賣兒童的犯罪一旦坐實,很可能面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乃至更重的處罰。對此,無論是刑事立法還是司法,保障兒童權益的價值取向不容置疑。

　　對那些受到傷害的家庭而言,司法判決只是形式上的救贖,即便判決被告死刑也無法彌補已經造成的創傷;但在更普遍的意義上,公正的定罪量刑乃是杜絕此類犯罪的基本前提,它能夠將法律的權威輸入醫療人員的職業倫理當中,以一種警示性效應警惕醫生切勿在利益面前“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從一開始,倘若張淑俠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導致十年以上乃至死刑的處罰,她斷然不會為了并不豐厚的利益鋌而走險。問題是,在利益的引誘之下,人性的缺陷總是傾向于一步步滑進罪惡的深淵。一次家屬放棄新生兒所提供的謀利機會,很可能誘使醫生主動騙取家屬放棄并將嬰兒販賣。實踐證明,基于利益的犯罪總是從第一次失守開始。

　　販嬰案的鏡鑒不只針對醫生個體,更針對醫療單位。從管理職責上分析,即便是醫生個體的犯罪行為,與醫院的監管也難脫干系,因為這種犯罪利用了醫生在醫院的職務便利。在職務行為中發生的違法犯罪,供職單位當然負有連帶責任。雖然本案中醫院相關領導受到責任追究,仍然值得反思的是:對于醫生特別是科室的主任,在技術權威的籠罩之下,難道就沒有實質性的制約和監督嗎?

　　醫療中有一套程序規則指向醫生的行醫行為,以防范出現違法或違反職業倫理的事情發生,各醫院也制定了許多管理性規范。遺憾的是,這種紙面上的程序規定,在醫院科室激烈的利益競爭中,往往流于形式。對一個醫生而言,技術權威往往會帶來權力的封閉化行使,不容其他人的打量或冒犯,最終的業績考核也主要基于你為醫院帶來了多少盈利。在這種趨利化的情境中,誰還有心思去考究不合程序的醫療行為呢?

　　總之,販嬰案公審,不僅在法律上尋求到一個正義的救濟,也希望能對醫療秩序的公共治理起到事后鏡鑒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法院通過微博直播、旁聽公審的方式公開審理,為的也是于更大的范圍內起到教育和警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