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高推進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提請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予以授權,意味著中國的司法改革已然走出了之前由一些地方和部門各自為政、單兵突進的無序狀態。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傳出消息,中國擬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在提請審議該司改試點的“草案”時解釋稱,中國正處于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刑事犯罪呈高發態勢。進一步推動刑事案件繁簡分流,優化司法資源分配,是當前司法實踐的迫切需要。

　　事實上,在全國人大進行頂層設計前,基層司法機關在刑事速裁上的司法實驗早已有之。2002年4月,黑龍江省牡丹江鐵路運輸法院借用“辯訴交易”制度審結了一起刑事案件,整個庭審只用了25分鐘。此例后被媒體稱為“中國辯訴交易第一案”,但由于“辯訴交易”在中國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這一基層實驗并未獲得司法高層的認同。

　　反對“辯訴交易”的聲音一直存在,不僅僅因為“辯訴交易”是美國的制度,而是因為“辯訴交易”在加快審結刑事案件的同時,也部分傷害了公正。就連在“辯訴交易”應用最廣泛的美國,這一制度也曾爭議激烈。但在“公正優先,兼顧效率”的原則指導下,辯訴交易最終在美國刑事司法中站穩腳跟。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博格的話說,美國現行的刑事司法體系“是基于百分之九十的被告會同意接受辯訴交易,只留下百分之十左右的案件進入審判”為前提。

　　中國當然不能接受這種“正義掮客的作為”。所以2008年檢察機關啟動“認罪輕案程序”試點時,從名稱上已經看不到“辯訴交易”的標簽。那次以中國檢察官協會的名義進行的司改試點,在全國8個基層檢察院鋪開。讓改革試點在一家“協會”的主導下進行,很明顯是為了規避法律尚未修改的現實,而將之作為一種理論探討,先期積累經驗。這也是多年來司法改革所面臨的窘境:既是改革,就是要改舊立新,這必然會逾越現行法。而法治又要求司法機關必須在現行法框架內準確適用法律——作為成文法國家中的法官并無造法義務。

　　兩高推進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提請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予以授權,以“法”的形式規范試點并固定試點的成果,是必要的一步,也是可貴的一步。這意味著中國的司法改革已然走出了之前由一些地方和部門各自為政、單兵突進的無序狀態。

　　此外,盡管公正在刑事訴訟價值中居于核心地位,但也無法否認司法效率的獨立價值。所謂“遲來的正義非正義”。司法資源畢竟有限,人在特定時空的認知同樣有限,刑事案件不能久拖不結。尤其對正處于轉型期的中國來說,刑事案件的結案壓力一直壓在司法機關頭上。客觀條件決定了無法對所有案件都適用冗長和繁復的程序,一些被告人已認罪的輕罪案件(如醉駕等)也沒必要讓庭審持續太長時間。中國刑事司法改革的走向仍離不開“公正優先、兼顧效率”這一原則的指導。如何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司法效率,一方面最大限度保證司法公正,將是這次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的實踐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