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廣東媒體報道,以監督公車私用出名的“廣州區伯”區少坤于26日在長沙因嫖娼被抓,并被警方處以行政拘留5天。消息稱,這位在互聯網上有些名氣的“區伯”當時在長沙的一所星級酒店客房內從事賣淫嫖娼活動,出價1200元,這一細節與他的“低保戶”身份形成鮮明對照,引起更多議論。

　　這兩年不斷有各種名人因嫖娼、吸毒被抓,當他們是娛樂明星時,輿論通常對案情細節津津樂道,猜測事件對他們前途的打擊。但當被抓者有較強政治標簽尤其是經常“批評政府”時,就會引來爭論,支持者們就會宣稱對肇事者的抓捕是警方策劃的“迫害行動”。

　　區伯事件再現了互聯網輿論場的這一幕。一些人表示強烈質疑區伯嫖娼的真實性,宣稱這是警方在報復他對公車私用的監督。與此對立的聲音則強調,這件事是區伯道德水準的真實暴露,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

　　我們認為,質疑警方為區伯“設套”是非常輕率甚至荒謬的,無論這種質疑有多少社會心理的線索,在全面強調法治的今天都不應被提倡。如果動不動就把“警方造假”的假設抬出來,依法治國就會陷入虛無主義,相關爭論也會失去基礎。

　　區伯之前就處在輿論的漩渦中,對他“騙取”低保、監督公車私用夾帶“碰瓷”勒索等曝光不時出現,與此同時挺他的聲音也很多,令旁觀者真假難辨。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官方從未卷入這些爭論。

　　熱衷在社會公益領域表現的人意外出丑聞,在哪個社會都有。如果因嫖娼被抓的區伯就是普通人,沒有因為參與公共事務而網上出名,那么這件事對他個人名聲的傷害非常有限。但現在的情況就不同了。

　　是名人就要對自己有所約束,名氣越大,自我約束就需越嚴格,這類代價已是當下中國各種名人共同的緊箍咒。過去人們認為娛樂明星可以“為所欲為”,房祖名、黃海波、王全安、王學兵等先后栽了大跟頭,證明影視大腕也沒有“絕對自由”。因為投身政治或公益領域而成名的人,就更需小心謹慎。不僅中國大陸如此,世界各地也大多這樣,東方各社會尤甚。

　　從道理上說,區伯監督公車私用與他嫖娼被抓一是一,二是二,分屬兩個完全不同的評價體系。對他的行政拘留只有5天,其獲釋后參與公共事務的政治權利不受任何影響,他是否繼續對公車私用進行監督,首先取決于他個人。

　　但是這起丑聞必然會重挫區伯的個人公信力,從而影響他繼續從事社會監督的效果。有他的支持者表示,自己對區伯嫖娼事不感興趣,今后會一如既往地支持他曝光公車私用,但真能做到這一點的人恐怕并不多。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人要在公共事務中保持活躍,其在守法方面不出問題是前提條件。

　　社會不會為維持一個人的現有角色而對其實施特殊保護。法律逐漸成為社會運行的主軸,社會的各種元素要圍繞它自我或相互調節,而不能讓法律反過來遷就它們。這些年很多高官和體制內名人因貪腐落馬,帶來種種沖擊,但相關治理沒有因此而退縮。體制外的名人必須從中看到,他們也不會以任何原因獲得在違法時免受追究的特權。

　　中國警方今后敢碰任何人,輿論無法干擾他們執法,這是擋不住的大趨勢。各類名人都比普通百姓承受著更多名譽風險,潔身自好是他們的必由及被迫選擇,這是民主、開放時代的題中之義。與其抱怨這個邏輯,不如認真順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