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撼動固有體制和制度的惰性,也必須從系統結構著手,將每一項具體改革舉措置于司法改革的結構性功能當中

　　□傅達林 

　　2015年開局不久,各個領域的改革意見和方案便密集出臺,中國真正意義上進入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實踐期。其中,司法改革的動向尤為令人關注。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記制改革的意見》,變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要求對依法應該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

　　立案是公民走進司法程序的第一關,要想“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首先要讓有訴求的人能夠依法順利接近司法。但多年來,立案難卻是掣肘司法公正的瓶頸。有案不立、拖延立案、年底不立案等現象一直存在,甚至個別法院既不立案又不出具任何證明,讓老百姓吃了“閉門羹”還無處申訴,從而將矛盾糾紛逼進信訪通道,制約了現代司法化解社會矛盾的功能發揮。在傳統的行政訴訟“三難”中,立案難是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一項。北京市人大內司委發布的調研報告顯示,近三年北京市行政案件立案率連續下降,平均立案率僅為30%左右。

　　打通立案難的瓶頸,通暢訴訟的入口,實現司法的可接近,于是成為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務。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變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隨后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也寫入了立案登記制的規定,今年2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也規定了實行立案登記制。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專門出臺意見,旨在從所有訴訟領域全面鋪開立案登記制,為當事人通過訴訟主張權利尋求救濟打通渠道,讓更多的社會矛盾在司法框架內得到化解,為法院積極介入國家和社會治理拓展更大的舞臺和空間。

　　但也有人擔心,實行立案登記制后,出現案件井噴怎么辦?法院打開了立案的大門,如果后續程序、審判質量、司法公正性得不到保障,更多涌進法院的案件當事人,可能對司法帶來新的負面評價。因此,立案只是第一步,立案登記制度改革與相關的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的改革應當配套,形成司法改革的耦合效應,才能實現完整結構上的功能。

　　事實上,此次最高法出臺立案登記制的意見,是中國全面進入改革季的一個注腳。月初中辦、國辦印發《關于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實施方案》,84項“接地氣”的改革舉措全部面臨單項落實。有預計稱到2015年年底,相關部門每個月都將推出新的改革舉措,形成相應的改革成果。而每一項司法改革意見和方案,都緊緊圍繞影響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制約司法公正的深層次問題,堅持在破解問題中不斷提高司法公信力。面對如此多的改革文件,要想不陷入忙亂且達成改革目的,任務分工落實到具體部門后,還需要相互匹配、相互支撐、相互照應。

　　好比要激活一池死水,毫無章法地向水中投擲石頭并不能引起水的循環,只有依據物理學知識準確投入每一塊石頭,借助漣漪之間形成的共振力量才能推動整個水面運動。對一個系統而言,結構決定功能。要撼動固有體制和制度的惰性,也必須從系統結構著手,將每一項具體改革舉措置于司法改革的結構性功能當中,避免出現相互重疊、沖突、脫節的現象,防止改革陷入各自為政的碎片化困境。只有改革措施之間相互耦合,瞄準同一個大結構展開,才能塑造一個完整協調的司法制度,才能發揮出司法改革對于整個制度完善的整體功能,最終推動建成一套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

　　回到立案登記制,這種單項環節的改革需要輔以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和司法分流機制改革,防止糾紛訴訟涌入讓法院不堪負重;建立分流機制又需要推進司法人員分類管理改革,避免法官精力不濟難以適應訴訟大潮的到來;而司法人員分類改革,又與法官檢察官單獨職務序列及薪酬制度,以及員額制改革、司法責任制改革等一系列問題交織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全面深化司法改革不僅要理出“線頭”,更要善于從結構上找出不同線索之間的交織關系,從而協調有序地予以“解扣”。這樣才能從深層次進一步確立司法的應有功能,讓司法更加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