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司法體制改革的成效一直是最引人關注的話題之一。自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推進司法改革”之后,司法體制改革已開展了三輪,每一輪的成效從一些媒體報道甚至官方文件和領導人講話的措辭來看,都是明顯甚至巨大的,但從普通民眾和社會反響來看,雖然各方都認可取得了一定成績,可對應當獲得的公平正義的感受似乎又不夠明顯。甚至,有省高級法院主要負責人都承認,前些年我們的一些司法改革措施,有的脫離了國情,有的缺乏通盤考慮和中長期規劃,有的操之過急,有的不了了之,必須承認我們走了一些彎路。這提醒我們,在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全面啟動之際,還應當建立、健全科學的評價機制,及時、科學地評價司法體制改革的成效。

　　建立、健全科學的司法體制改革評價機制,將不僅能及時地反饋、矯正和完善司法體制改革中的問題,讓改革少走彎路,還會增強民眾對司法體制改革的“獲得感”,從而增強司法公信力,為改革深入推進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的終極目標,是全面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然而,司法的公信力如何、案件的審理是否實現了公平和正義,卻是一種主觀的感受。對于一紙判決,雖然99%的人認為合理,但敗訴者卻可能會堅持認為沒有在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甚至認為審理受到了不正當干預。因此,對于具體的司法體制改革措施,由誰來評價,如何評價就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命題。

　　評判人民群眾是否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了公平、正義,最合適的主體是各級人大和人大常委會。人大代表由選民選舉產生,要忠實代表選民利益,反映選民意見。人大代表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可以了解到選民們對司法體制改革成效的看法,經過綜合分析,形成相對客觀的意見并傳遞到國家權力機關。各級人大和人大常委會在組織代表全面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可以通過專題調研、聽取專項報告以及開展聽證、特定問題調查等方式,對本地司法工作和司法體制改革的情況進行評判,提出相關意見和建議。

　　律師被認為是法律職業共同體中最具活力的群體,他們對司法環境和改革的成效是有發言權的。司法實踐中是否存在立案難、執行難,是否存在侵害訴訟參與人權利的現象,判決書的質量如何、跨區法院和知識產權法院的設立是否達到預期目標,律師群體都有著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因此,應當讓律師成為評價司法體制改革成效的重要主體。

　　法官、檢察官等司法工作人員也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局中人”,他們的感觸應當是重要的評價標準,甚至在某些時候是最基本的標準。比如,改革后,司法地方保護是否減輕,領導干預案件現象是否減少等,讓這些司法工作人員在一種客觀環境下來評價,其意義自然非同一般。再如人民陪審員,是陪審員制度改革的“局中人”,這一制度的實踐效果如何,讓8萬多人民陪審員來實話實說,實效如何就自然明了。

　　中立的社會調查機構也可以獨立開展評價活動。國家可以出臺政策,鼓勵地位相對超脫的社會調查機構,遵循社會調查的一般要求,通過對司法工作人員、律師、訴訟當事人、普通百姓等進行廣泛調查,對改革成效作出評估。但社會調查機構開展評價,尚需法律和制度“撐腰”。

　　改革的主導單位、發起單位和主要責任承擔單位,也應當主動了解改革措施的實施情況,總結經驗,改進不足,并且有義務提出報告。但是,他們不能成為評價的主導者,對人大、人大常委會等最重要的評價主體來說,僅僅聽取其報告是不夠的,還必須全面開展調研,而不是依賴上述單位的匯報,否則難免會讓評價產生偏差。

　　科學的評價機制還需要一種良好的政治生態和環境。改革往往難以在短時間內達成共識,對于持不同觀點特別是批評意見者,要有包容之心,只要不公開阻撓和抵制,只要沒有主觀惡意,就不能輕易指責其不講政治、不與上級保持一致,而是讓時間來證明孰是孰非,讓未來給出答案。當然,對于中央已正式決定的,各地方、各部門要堅決執行,但這并不妨礙提出不同意見甚至是批評性意見。

　　還需指出,改革主導單位或領導人不宜輕易在公開場合作出“某某改革措施是經過反復論證的,不要再說三道四了”之類表態。因為在我們特定的政治文化環境中,如果決策者或改革主導者已表態認為相關措施是科學的,那么即使它存在問題,有關意見反映到他們那里也可能會被大打折扣。此前的司法體制改革中,我們就因這類問題走過一些彎路,相關教訓必須深刻反思和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