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寄希望于上級的干預,寄希望于權力之手來解決司法的紛爭,那么必須做好準備,其結果可能更糟,與我們期待的法治也可能會更遠

　　□葉泉

　　最近,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刑事案件引起了輿論的極大爭議。被告人田某目睹了妻子被強暴,一怒之下和施暴者扭打在一起,最終殺死了對方,田某被溫州中院判處無期徒刑。一審宣判后,田某沒有選擇上訴,那么,上訴期屆滿后,溫州中院的判決就應是生效判決了。

　　這個司法判決讓一些人不滿,有人公開指責法官的智商“讓人捉急”,更有甚者有人直接提出要把案件發回重審,讓法院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判決。

　　這樣的批評不僅武斷,而且從國家司法權威的角度來看有點犯忌。一般來講,輿論不應該對生效的司法判決指手劃腳,更不宜公開指責。但是相信這樣的話說出來,一定會引來一片噓聲。司法不需要監督嗎?錯誤的判決不需要糾正嗎?司法不應該追求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嗎?

　　一千個人會有一千種理由為自己指責司法的行為辯護,而且這些理由聽上去可能都是絕對正確,無法辯駁。所以,這里暫時不談什么司法權威,只想談談為什么在一些案件中會出現法官與民意“對著干”的情況。事實上,正是因為這種“對著干”,才讓很多司法案件出現案子結了、爭論未了的現象。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排除司法腐敗的因素,每個法官都有正常人的智商,大多數人都能看出來的問題,法官不可能看不出來。那么,為什么法官的判斷會和“正常人”不一樣呢?這其中,案件的事實認定是個關鍵因素。

　　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分析,我們看到的事實多數都是媒體報道的事實,而媒體有些時候只采用了律師一方的說法,這樣的報道在客觀性、公正性上是會有缺陷的。一些讀者很可能就是只看到了《男子目睹妻子遭人強暴,拿菜刀砍死施暴者被判無期》這樣有明顯傾向性的標題,就發出了對司法不公的批評。

　　而法官看到的事實和我們看到的事實是不一樣的,法官看到的事實是在嚴格的司法程序基礎上,通過合法、完整的證據證明了的法律事實。雖然我們承認法律事實也不完全是我們說的客觀事實,但是一般來講,它遠比我們從媒體報道上看到的“事實”嚴謹準確,也更具客觀公正性。

　　橫看成嶺側成峰,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得出來的結論可能完全對立,這不是說誰的智商更“令人捉急”,而是說我們看到了什么。

　　其次,就案件本身來說,誰更有權解釋法律。我們說司法缺乏權威是因為法官對法律的解釋和判斷權經常受到挑戰。以此案為例,有人認為被告田某的行為是正當防衛,也有人認為田某犯罪情節較輕,應該從輕判決。但是我們在說這些話的時候,有沒有想到我們是否比法官更有權解釋法律?

　　事實上,世界上不僅成文法國家存在這樣的問題,判例法國家也存在這類問題,法官怎么來判斷一個案子的具體情節與法律的表述相吻合,而在中國這個問題尤甚。大多數中國人的思維做不到單一式的法律思維,而是習慣于傳統的情理法式的思維,也就是法律中融合了情與理的多元因素。之所以輿論一邊倒地認為法院對田某判重了,同情占了很大的比重。正是因為法律不是我們所期望的單純的法律,而是“多元化法律”,才導致了“一人一是非”的判斷,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社會理想對法律進行符合自己需要的解釋。

　　多元化對輿論來講可能是好事,但是對司法來講就不盡然,因為多元化妨礙了法律的統一實行,沒有統一實行的法律,也就沒有了法律的確定性和人們對自己行為后果判斷的確定性,而這是一件非�？膳碌氖虑�。所以從這個角度講,輿論釋法不可取。

　　回頭再來說司法的權威問題,排除法官的智商因素和司法腐敗因素,以及新型案件帶來的司法認識難題,對一個普通的刑事案件審理,我們必須尊重司法的權威,否則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來解決爭議。如果我們寄希望于上級的干預,寄希望于權力之手來解決司法的紛爭,那么必須做好準備,其結果可能更糟,與我們期待的法治也可能會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