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官員落馬了,他們的綽號也得以公之于眾。其實腐敗官員的綽號并非案發后才有,而是案發前就在民間流傳,路人皆知。媒體盤點了一批落馬官員的“小綽號”,比如“拆遷大佐”——云南省原副省長沈培平,“玉癡省長”——安徽原副省長倪發科,“發審皇帝”——證監會原副主席姚剛……這些“小綽號”背后,暗藏著“大信號”。(新華網11月23日)

　　這些官員的“小綽號”,并不是說落馬之后,老百姓根據媒體報道的貪腐事實新造出來的,而是在民間早就廣為流傳,是飯桌上經久不衰的談資。結合媒體報道的事實,發現這些“小綽號”確實名副其實,一些官員落馬之前就是這樣的人。

　　一個官員做得怎么樣,平時官聲如何,“莫以百姓好欺”,百姓也都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如果一個官員干凈干事、為官有為,百姓會以自己的方式來稱呼,比如很多百姓稱孔繁森為“活菩薩”,喊牛玉儒是“孺子�！�。反之,如果一個官員不務正業、不守規矩,甚至胡作非為、肆無忌憚,百姓就會以最原始的方法,通過起綽號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憎惡。

　　當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對于組織部門來說,不能把綽號與行為簡單掛鉤。并不排除有些官員的綽號,可能存在放大和誤解的成分,甚至也不排除是個別人玩笑之作。但就整體來看,這些“小綽號”還是有著“大信號”的味道,多是一些官員平時言行的高度形象概括。而且,這些“小綽號”能夠在民間流傳,代表著一定的民意,體現著民間某些好惡。

　　對于官員來說,你怎么對待百姓,百姓就會怎么對待你;你平時有什么樣的表現,就會有什么樣的民意評價。由于掌管證監會發行部多年,姚剛一度被稱為“發審皇帝”,而如今發行部成了一個“高危部門”。“發審皇帝”這個綽號,不一定說明一定有貪腐問題,但起碼說明權力過大過于集中。從避免廉潔風險的角度考慮,進行一些提前的制度設計和風險防范,卻是應該和可以的。

　　如果這些“小綽號”,在官員落馬或升遷之前,就能及時進入上級部門視野,那么這些官員作惡、犯錯,都有可能小得多。而且發現及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階下囚”的極端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