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等對1704人進行的在線調查顯示，78.6%的受訪者坦言與他人打交道時想過錄音，69.7%的受訪者擔心“錄音門”會加劇醫患之間的不信任感。(《中國青年報》11月8日)

　　所謂“錄音門”事件發生在1個多月前，1歲男孩小涵患病被送到醫院，其父因質疑醫生的一些做法，要求參與專家會診并全程錄音，同時復印病歷、檢驗結果，另找院外專家進行咨詢。這位父親的用心良苦，正是我們身處其中的“錄時代”的一個縮影：大街小巷都是攝像頭，連最低端的手機也具備錄音功能，還有記者暗訪、密探、偵案所用的微型錄音錄像設備的過度泛濫等。這樣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錄時代”現身，與人們法律意識的增強有關，與道德信任感的降低亦大有關聯——技術進步、法律意識增加，讓我們可以隨時隨地感受錄與被錄；它也有些像尷尬的扶老問題。

　　既然置身于這樣一個階段，感嘆人心不古或奢望新時代馬上到來都于事無補。只有厘清“錄時代”的權利和義務，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比如，作為一名醫生，就有無條件履行醫院出于科研或業績考評需要的錄音錄像義務，這是義務的一面；而權利的一面在于醫生可以向患者聲明：你單方面的錄音錄像將影響我的心情、干擾我的工作，如果請我看病，請你放棄錄音錄像的權利，否則另請高明。

　　從權利的角度看，關鍵是不被錄的權利要得到尊重。現實生活中許多“錄”糾紛，都是因為拒錄的權利不彰。比如，村干部在上訪戶門口安裝攝像頭，這就違反了私人住宅私密空間不被錄的權利；還有的黑心旅館在房間、衛生間秘密安裝攝像頭，這也是對公民私人權利的侵犯。也有一些記者，在被采訪對象已經聲明“現在不算正式采訪，私人談話別錄像錄音”后，擅自使用秘密錄音錄像設備，并以此作為采訪依據，這也是極為不妥的。

　　從義務的角度看，對錄音錄像的權威性和實證價值應保持必要的敬畏。錄像錄音資料尤其應遵守“證據保全”的義務。在公共空間，接受攝像頭式治理的義務緣于個人自由權利的一種讓渡，但履行攝像頭式治理義務的前提應該是，讓公民知曉“已進入錄像錄音區域”，而且相關資料必須合法地使用和保存。不能安裝了攝像頭，但最后進入法律認證的環節可以任由利益相關方損毀、裁剪，卻又無人負責。

　　權利得到充分尊重、義務得到認真恪守，這不只是“錄時代”應有的處世準則。有權利的人更應記得義務，銘記權利和義務的人則更有擔當，有擔當的人更易贏得信任，這顯然有利于更快地跨越當下這個信任缺失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