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名復旦學子的免死請求信再次把林森浩投毒案的審判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因為正值林森浩一審被判處死刑、即將進入二審的關鍵時刻,輿論對這封信的出現褒貶不一。

　　一方面,被害人父親在接受采訪時一再強調他眼中最簡單的道理是“殺人償命”,“我的要求政府去嚴判,判死刑,一定要判他的死刑。”是啊,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同態復仇觀念根深蒂固地存在我們的腦海里,似乎沒有什么比一命還一命更公平的懲罰辦法了。

　　另一方面,從適用死刑的司法實踐以及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來看,本案未完全達到“故意殺人手段極其殘忍的,如無其他從輕情節,一般可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標準。從請求信中對林森浩生活細節的描述來看,林森浩的主觀惡性和犯罪習性似乎又符合“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的死刑政策的挽救條件。

　　同態復仇與死刑政策的不相容問題在這起案件中凸顯在公眾面前。從不同的角度出發,社會大眾發表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說,這177名復旦學子有發表意見、參與公共討論的權利,聯名上表不僅無可厚非而且還應褒獎他們展現出來的同窗情誼;有人基于干擾司法公正的警惕,探討司法獨立和輿論監督之間的互動關系;也有人愛恨交加、無所適從,干脆就“讓法律的歸法律、感情的歸感情”,唯期待法院的公正判決。

　　無論如何,判決是要做出的。也不管判決的內容怎樣,有一點非常明確,一份判決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這正如法律不是萬能的一樣的道理。法律雖可以解決刑罰的問題,但無法使被害人起死回生、涉案家庭生活依舊。

　　被害人父親在接受采訪中談到了失去孩子一年來家人的心痛與煎熬,可是,一年過去了,時間并沒有減緩傷痛,只留給了這位父親無比的仇恨。難道這種仇恨只能用另一個年輕生命的失去、另一個家庭的心痛與煎熬才能化解嗎?這就是即將要做出的那份判決的作用嗎?

　　1991年美國愛荷華大學槍殺案或許能帶給我們更多的思考。當時,中國留學生盧剛開槍射殺了三位教授以及一位和他同時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山林華及這所學校的副校長安·柯萊瑞。安·柯萊瑞去世后的第三天,她的三位兄弟通過媒體發布了一封致盧剛家人的信,結尾部分這樣寫道:“安最相信愛和寬恕。我們在你們悲痛時寫這封信,為的是要分擔你們的悲傷,請接受我們的愛和祈禱。在這痛苦的時候,安是會希望我們大家的心都充滿同情、寬容和愛的。我們知道,在此時,比我們更悲痛的,只有你們一家。請你們理解,我們愿和你們共同承受這悲傷。讓我們一起堅強起來,并相互支持,因為這一定是安的希望。”很多人對這封信中提到的愛和寬恕不能理解,為什么要愛和寬恕一個殺害你親人的人?這并不僅僅是柯萊瑞親人的一家之言,據說主持柯萊瑞葬禮的神父也告誡出席的人們:“如果我們讓敵意和憤怒籠罩著這個日子,責備我們的第一個人將是安本人。”

　　一份好的判決應有引人向善的力量。我們無法準確預測法院的最終判決,也無法切身感受這位父親的喪子之痛,但有一點很明確,那就是包括兇手在內,所有生命的逝去都是我們的悲哀,所有的生命都應當被珍惜與尊重,解決人心是否安寧的問題最終要靠愛和寬恕。也許,這也是這份判決最值得期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