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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國家具有人治的歷史文化傳統，解放后又沒有及時重視法律的制定和執行，盲目相信群眾運動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憲法和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人權等，都被視作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然而，人治所釀成的后果讓人感到制度建設的必要性。實踐告訴了我們，沒有法治，社會遲早要陷入到混亂之中。為此，關于人治和法治孰是孰非的問題，法學界進行了兩次大討論，一次是1979年到1982年，另一次是上世紀90年代。如果說第一次討論達成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必須實現法治或“以法治國”的共識，那么后一次討論則無論在法治理論還是在依法治國實踐進程的研究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與成功。這樣的理論創新被執政黨所接受，其標志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獲得了執政黨和根本大法的雙重確認，成為了直接指導社會實踐的強大的理論武器，大大推進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事業。　

　　由此可以看出，任何有生命力的理論，都表現為一個運動的過程，即理論來自于實踐，又要回到實踐中去，還必須在實踐中提升自己的真理性的品質。我們要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一種理論的價值所在。一個研討會開過了，論文宣讀完畢，專家也認真進行了點評，也許還會唇槍舌劍，熱鬧非凡。之后，不管有用還是沒用，統統都束之高閣，誰也不會去過問。這樣的會議還是不開為好，既浪費了稀缺的資源，還在不同程度上有損于理論自身的形象，讓人們更加覺得，務虛就是務空，就是清談和妄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