擾亂社會主義市場秩序的各種犯罪在我國經濟生活中呈現逐步蔓延的趨勢,影響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筆者主要分析此類犯罪在法律適用上存在的爭議問題,并提出對策。

　　1.罪數問題。在司法實踐中,有些犯罪常常因為犯罪行為和犯罪結果涉及多個罪名而出現復合罪名中認定罪數形態的問題,比如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常常涉及對參與傳銷人員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侮辱、故意傷害、搶劫、綁架等犯罪行為,對于這些犯罪的罪數形態的認定實務中并不統一。

　　對于上述爭議,筆者認為,應結合刑法理論上的牽連犯、吸收犯、想象競合犯的內涵,對此作出明確規定。比如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過程中,雖然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既實施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犯罪行為,又實施了對參與傳銷人員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侮辱等輕度犯罪行為的,由于前種犯罪行為與后種犯罪行為之間具有吸收與被吸收的關系,根據重罪吸收輕罪的原則,只能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再比如,對于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過程中對參與傳銷人員實施故意傷害、搶劫、綁架、殺人、強奸等重度犯罪行為的,應當數罪并罰等。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中,為了騙取財物而偽造經營許可證或者其他有關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為了從事傳銷活動、壯大傳銷活動而虛報注冊資本設立公司,其實質是以實施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為目的,犯罪方法或者結果行為又觸犯其他罪名,屬于牽連犯,宜按照刑法理論上牽連犯的處斷原則來認定。

　　2.空白罪狀與兜底條款的問題。由于采用“違反國家規定”這一空白罪狀以及“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這一兜底條款,非法經營罪成為擾亂市場秩序犯罪中司法解釋最多的一個罪名,非法經營罪的“口袋化”現象日趨明顯,需要予以重視。

　　對于空白罪狀與兜底條款的問題,可以通過完善罪狀設置來解決。以非法經營罪的罪狀設置為例,筆者認為,首先,取消兜底條款的規定;其次,對于現實中可能出現的侵害市場準入制度且情節嚴重需要刑法介入的非法經營行為,可以通過立法解釋的方式將其犯罪化;再次,合理限制空白罪狀,在界定“國家規定”的范圍上,筆者認為僅限于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不包括其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以及部門規章;最后,合理分解目前司法解釋中規定的以非法經營罪論處的非法經營行為,比如將在生產、銷售的飼料中添加鹽酸克侖特羅等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使用的藥品,或者銷售明知是添加有該類藥品的飼料的,納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范疇。

　　3.單位犯罪問題。刑法第231條規定了單位犯擾亂市場秩序犯罪的處罰,但是該節犯罪中的有些罪名是否構成單位犯罪存在認定困難,比如在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或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中,我國的審計報告實行雙簽制,其中除了注冊會計師簽字外,另一名簽字者為事務所主任或副主任,這使得“單位利益”與“個人利益”、“合法利益”與“非法利益”、“單位意志”與“個人意志”、“職務行為”與“非職務行為”之間很難界定。

　　對以上問題可通過個案研究和類型研究以解決單位犯罪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將司法實踐中的個案和問題加以提煉,在此基礎上將其分成各種比較典型的類型,對每一類型再進行類型化分析。有人將以上問題分為六種類型并逐一分析:(1)私蓋公章、偽造簽名、冒用單位名義的情況,應認定為個人犯罪;(2)直接出賣審計報告的情況,應認定為個人犯罪;(3)經過集體研究,且個人無牟利的情況,應認定為代表單位意志的單位犯罪;(4)經過集體研究,且個人有牟利的情況,總體而言,凡是經過單位集體討論即代表了單位的意志,應考慮作為單位犯罪。但對此也不宜一概而論,如果在討論時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或有證據表明主要領導濫用職權操縱單位意見,也不宜排除作為個人犯罪來處理的可能性;(5)單位負責人決定,且其個人有牟利的情況,應作為個人犯罪處理;(6)單位負責人決定,且其個人無牟利的情況,應認定為代表單位意志的單位犯罪。筆者認為,以上六種類型化分析的方式值得借鑒。

　　(作者單位: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