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公正高效和權威

　　——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實踐與思考(上)

　　司法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司法公正是社會公正的重要保障。

　　黨的十六大以來,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一場氣勢恢弘、影響深遠的司法體制改革在華夏大地展開。回望10年改革歷程,從加強人權保障到平等保護物權,從優化職權配置到規范權力行使,從完善隊伍管理到提高執法司法水平,讓司法公正成為“看得見的公正”、司法高效成為“能感受的高效”、司法權威成為“被認同的權威”,在日益深化的司法體制改革中成為現實,進一步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人權保障取得不斷進步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明確寫入憲法修正案。2012年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刑事訴訟法總則。通過改革死刑復核制度、完善刑事訴訟證據制度、改革監獄體制、完善辯護制度等措施,司法體制改革在保障人權方面作出了有目共睹的努力。

　　統一和規范死刑復核。俗話說“人命關天”。如何嚴格掌握和統一死刑適用的標準,確保死刑只適用于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關系到當事人的人權保障。近年來,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等,由于在事實認定、證據審查和運用方面的嚴重錯誤,導致錯判、錯殺,社會影響惡劣。

　　2006年10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決定從2007年1月1日起,由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核準權。2012年3月14日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對死刑復核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完善,這也是打擊嚴重犯罪、強化人權保障、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一項改革。目前,我國實行死刑第二審案件全部開庭審理,完善了死刑復核程序,加強了死刑復核監督。

　　強化和完善國家賠償。去年3月的一天,湖南青年劉某從廣東佛山南海區人民檢察院拿到了4萬余元的國家賠償金。此前,劉某因涉嫌搶劫罪被羈押,后因證據不足不起訴,在劉某向檢察院提出賠償申請后,僅過了兩個月就拿到了國家賠償金。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了2012年國家賠償標準。這是依據國家賠償法的規定,正常的年度國家賠償標準調整。近年來,國家刑事賠償標準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提高,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每日賠償金額從1995年的人民幣17.16元,上升到2010年的111.99元。2011年,各級人民法院審結刑事賠償案件868件,賠償金額3067余萬元,與2009年相比,分別增長16.04%、42.9%。

　　目前,修改后的國家賠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進一步擴大了賠償范圍,暢通了辦理程序,強化了制約監督,“賠償難”現象逐漸成為歷史,讓權利受到侵害的公民恢復了對司法公正的信心。

　　重視和維護高墻之內的尊嚴。“監獄也是所大學校。”山東省青島監獄的服刑人員李某在服刑期間,通過職業技能培訓,掌握了數門專業技能,刑釋后順利找到工作。李某的經歷,只是全國監獄系統近些年來在監所內普遍開展專業技術培訓的縮影。隨著監獄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十一五”期間,我國共有86萬名服刑人員完成了掃盲和義務教育任務,100多萬人獲得了職業技術資格證書,大大提高了服刑人員回歸社會、贏得尊嚴的能力。

　　公安看守所也是多年來改善人權狀況的一個重點。2009年7月,公安部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公安監管工作的意見》,從執法管理、責任追究等方面對公安監管工作提出明確要求。2010年3月和2011年6月,中央綜治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等12部委聯合下發意見,要求各部門加強對看守所工作的管理、監督,切實保證在押人員的合法權益。2008至2011年,全國公安看守所接受檢察機關監督,糾正違法羈押5473人。2010年,公安監管場所發生事故數量同比下降31.6%。

　　為律師行使辯護權提供保障。辯護權既是律師履行職責的一項重要權利,也是事關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權的一項制度安排。多年來,律師在刑事訴訟中,常常被會見犯罪嫌疑人難、查閱案卷材料難、收集調取證據難這“三難”所困擾。2007年新修訂的律師法,對律師參與訴訟特別是刑事訴訟應當享有的權利進行了全面補充和強化,為律師有效行使會見權、閱卷權、調查權提供了法律保障。據統計,“十一五”期間,全國律師共為2454222件刑事案件提供了辯護,比“十五”期間增長了54.16%。

　　此外,通過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加強對偵查活動的監督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司法對人權的保護覆蓋面更廣,有效性更強。

　　公私物權得到平等保護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如何更好地保護公私財物,成為擺在司法機關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也是這次司法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

　　立法明確物的歸屬。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堅持平等保護物權”。2007年10月1日起實施的物權法明確規定,不論是國家、集體物權還是私人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到侵害,都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從此,公共財產權利和私人財產權利在法律上不再有差別,而是平等受到保護。此前,私有財產,不但得不到足夠的保護,而且還經常受到公共權力的侵害。人們也許還記得,2009年11月發生在四川成都的唐福珍自焚抵抗暴力拆遷事件。從2005年開始,拆遷談判就已開始,但雙方一直未能達成協議。2009年11月,當地政府實施強拆,唐福珍以身抗拒,點燃了自己。此后,其他一些地區也曾發生過類似事件。

　　為了避免暴力強拆現象,201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相關司法解釋《關于辦理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此規范房屋拆遷案的審理,明確經人民法院審查確認合法有效的征收補償決定,才能進入執行程序。有專家認為,這樣的規定符合司法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在拆遷過程中,加入必要的法院審查程序,可以有效避免或減少暴力拆遷事件,從而更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私人財產權。

　　建立威懾機制解決執行難。2011年底,劉某因拖欠農民工工資而被告上法庭。判決生效后,法官在執行過程中多次找劉某,可劉某總是東躲西藏。今年1月20日,在劉某準備出境時,法院向其發出《限制出入境通知書》,劉某最終支付了所拖欠的工資。

　　該案的成功解決,得益于最高人民法院推出的執行威懾機制。多年來,被執行人難找、執行財產難尋、應執行財產難動等問題一直困擾著生效判決的執行。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執行難”,更好地保護公私財產權,最高人民法院探索建立了包括公告執行、限制高消費、限制離境等在內的執行威懾機制。目前,這些成熟的舉措已上升為法律,寫進了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2011年,全國法院執行案件的執結率與上年相比提高了4.55個百分點。

　　權利救濟更加快捷便利。2010年通過的人民調解法,建立了調解協議司法確認制度;2012年8月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對該制度作了進一步明確,從而完善了人民調解與訴訟制度相銜接的機制,使權利的救濟更加快捷便利。

　　貴州的王先生與林先生因房屋租賃合同產生糾紛,經法院調解,王先生同意給林先生房租,可遲遲不兌現,林先生拿著調解協議書向法院申請支付令。法院發出支付令后,林先生很快就拿到了房租。據司法部有關負責人介紹,人民調解法通過后,對具有合同效力和給付內容的調解協議,當事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從而使權利救濟更加便捷。

　　類似的快捷便利舉措還有許多,如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就規定,法院在審理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簡單的民事案件時,可以適用簡易程序,且在三個月內須審結。

　　規范涉案財物的管理。執法機關對涉案財物的管理,同樣也關系到對公民財物的法律保護。長期以來,涉案財物管理是困擾執法機關嚴格公正規范執法的突出問題之一,事關執法機關的形象。為了切實加強對涉案財物的規范管理,200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就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的查封、扣押、凍結財產作出明確規定,要求人民法院對被執行人下列的財產不得查封、扣押、凍結: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生活所必需的衣服、家具、炊具、餐具及其他家庭生活必需的物品,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所必需的生活費用……2010年11月,公安部出臺了《公安機關涉案財物管理若干規定》,要求公安機關對涉案財物實行統一管理,并指定不承擔具體辦案工作的民警負責本部門涉案財物的接收、保管、移交等管理工作;嚴禁由辦案人員自行保管涉案財物。目前全國32個省級公安機關均出臺了涉案財物管理實施細則,19個省的縣級以上公安機關全部實現涉案財物集中統一管理。這些措施的出臺和實施,不僅規范了涉案財物的管理行為,而且有助于樹立執法機關的清廉形象。

　　司法機關職權配置更加優化

　　司法職權配置的合理與優化,直接關系到司法公正的實現。近10年來,通過一系列經過實踐探索的制度設計,解決了許多影響公正廉潔執法的體制性障礙,使我國的司法體制在權力配置上更科學、更公正、更高效。

　　“上提一級”職務犯罪逮捕權。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是維護黨員干部廉潔從政的重要手段。然而,以往由于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審查決定逮捕、起訴都由同一個檢察院的不同部門負責,因而缺乏外部監督。2009年9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了《關于省級以下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的案件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逮捕的規定》,建立了本級檢察院和上級檢察院雙重審查程序,即偵查部門報請逮捕職務犯罪嫌疑人,要先送本院偵查監督部門審查提出意見,經檢察長或檢察委員會審查同意后,再報請上一級檢察院審查決定逮捕。通過雙重審查,層層把關,有效防止了錯誤逮捕的現象。

　　推進執法規范化建設。法諺云,程序是法治與恣意而治的分水嶺。近年來,公檢法司各部門大力推進執法規范化建設,不斷向“程序正義”邁進,執法程序進一步規范。2010年底,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實施了《檢察機關執法工作基本規范(2010年版)》,內容涵蓋了從執法辦案初始環節到案件終結的執法全流程。公安部以解決執法突出問題為切入點,明確執法標準和流程,普遍建立了覆蓋執法全流程的網上執法辦案和監督系統。全國監獄、勞教系統近幾年也陸續開展了規范化建設年和基層基礎建設年活動,建立了集管理、教育、執法、監督于一體的執法標準和程序。實踐證明,執法規范化建設對促進政法機關的公正廉潔執法發揮了重要作用。

　　改革“估堆式”的量刑方法。量刑被稱為是刑事正義的一半工程,和定罪同等重要。然而,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曾屢屢出現“同案不同判”的情況。比如,某基層法院在3起案情相似的交通肇事案件中,3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1年、1年半,讓人大呼“看不懂”。

　　為了改變以往“估堆式”的量刑方法,從2010年10月1日開始,量刑規范化改革在全國推開,在法律規定的量刑幅度內,按照統一的量刑尺度和方法,將量刑納入法庭審理程序,以規范刑罰裁量權。最高人民法院自2010年以來,出臺了一系列規范性文件,發布了兩批指導性案例,對統一裁判尺度,規范自由裁量權,減少“同案不同判”現象,實現司法公正和裁判標準的統一,更好地促進法律的正確實施,發揮了積極作用。

　　強化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躲貓貓死”、“喝開水死”等惡性監管事件的發生,使人們對如何加強“高墻”內的法律監督極為關注。針對這些事件暴露出的薄弱環節,最高人民檢察院改革完善收押檢察、巡視檢察、預防超期羈押等工作機制,積極推行派駐檢察室與監管場所信息聯網和監控聯網,通過全程、實時、同步監督,及時發現和督促糾正違法行為,有效遏制了群眾反映強烈的超期羈押、刑訊逼供、被監管人非正常死亡等問題的發生。目前,全國1935個看守所檢察室實現了與看守所的監控聯網,對看守所執法管理活動實行實時監督。

　　對偵查機關違反規定應當立案而不立案,不應當立案而立案,以及有罪不究、以罰代刑和插手經濟糾紛等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了《關于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的意見》、《關于對民事審判與行政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的若干意見(試行)》、《關于在部分地方開展民事執行活動法律監督試點的通知》等,建立和落實了強化訴訟監督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立案監督、追捕追訴、抗訴、再審檢察建議、監督糾正違法等工作得到進一步規范和加強。

　　此外,為了適應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新形勢新要求,不斷推進基層司法組織建設,成為近10年來司法體制機制改革的又一亮點。據統計,全國現有人民法庭近1萬個,覆蓋到絕大部分鄉鎮、街道;全國檢察機關共有派駐檢察室2758個,檢察聯絡站、檢察工作站等其他形式的機構9622個;全國現有派出所5萬多個,建成警務室17.4萬多個,其中農村警務室11.1萬個;全國共有司法所4萬多個,社區矯正志愿者44.3萬名。基層司法組織體系的不斷健全和完善,不僅擴大了司法體系的社會覆蓋面,而且拓寬了司法為民的平臺和渠道。

　　從10年來司法體制改革實踐及其成果的回顧中可以看出,保障公民權利、規范司法權力,不僅是司法體制改革的目標,也是完善司法體制改革的動力。只有深深扎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堅持從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出發,以維護人民利益為根本,以促進社會和諧為主線,以加強權力監督制約為重點,中國司法這艘承載著人民期盼的巨輪,才能隨著我國民主法治的進步而劈波斬浪,在公平正義的航道上不斷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