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卓澤淵教授。

　　目前,國家已經進入“六五”普法階段,公民法治意識的提升有目共睹。但記者注意到,仍有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的問題該到哪個部門解決,一味地尋求“上級領導解決”,或是私底下采取違法犯罪的方式進行“私力救濟”。到底是法律制定不合理,法律執行者不可信,還是普及法律不成功?針對這些關涉普法成果的問題,記者采訪了中國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共中央黨校博士研究生導師卓澤淵教授。

　　記者:現在是“六五”普法階段,前幾次普法效果如何?

　　卓澤淵:從過去27年的普法情況來看,成效是顯著的。特別是各地開展的法律進機關、進社區、進鄉村、進學校、進企業、進單位的法律“六進”活動,讓大量的公民、單位知道了什么是自己的權利、義務,越來越多的民事案件被訴到法院,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就意味著公民的法律意識在不斷增強。

　　普法的另一個成效是,制定法律與守法行為之間形成了良好的互動關系:老百姓通過自己的守法行為反饋給法律制定者,讓制定者修改并出臺更多的造福于民的社會保障制度,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城市發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以更好地保障全體公民的權益。

　　為此,我們也要更多地讓人民群眾參與立法,讓人民群眾的意志能夠更直接、更準確、更科學地體現在立法當中。這也為法律更為人民樂于接受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條件。

　　記者:普法卓有成效,但為什么仍有人分不清哪些行為是違法行為?

　　卓澤淵:時代是進步的,很多生活方式正在轉變中,這就產生了法律內容的滯后性,所以法律總是在不斷地修訂中。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是否違法不了解,也是正常的。這正說明了普法的意義所在。隨著社會的發展,普法的方式方法和重點內容也應該隨之變化。法律知識的普及除了“六進”以外,還要適時、順勢。像現在已經是信息時代了,90后的年輕人多在網絡上活動,仍舊用腳走學校、進社區的普法方式就有些不合時宜了。應當注意開辟年輕人所喜聞樂見的新形式。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康納特別協助網絡公司開發出一款名為“我們的法院”的在線游戲,方便廣大民眾熟悉美國的憲政架構和法院的審判流程。

　　另外,老百姓的法律需求在各個時期是不一樣的,要順應民眾的需求進行重點宣傳。解放初期主要是打擊刑事犯罪、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主要是經濟法制的普及,現在更多地應該是民主權利、基本人權等的彰顯。

　　記者:有些人感覺到自己遭受了不公平待遇,但他們不愿意尋求司法救濟,而是自己采用極端的方式來報復社會,是法律執行者不可靠,還是普及法律不成功?

　　卓澤淵:這里有社會原因,不能排除某些法律執行者的任意妄為;當然,也有個人心理承受能力的原因,但這并不說明普法沒有成效,只是說明這個成效離理想目標還有差距甚至較大的差距。當個人覺得自己的權利受到了侵犯,他不愿意委曲求全,他應該用什么方式來維權?這是普法應該告訴公民和法人的。因此,普法也面臨著“升級”的問題。

　　首先是提高司法從業人員的素質,法律最終是要靠人來實施的,并通過法律的實施狀況來彰顯。因此,如果法律實施者不能奉行法制,就必然會讓法律失去其信用,最終導致社會失去規制。

　　其次要將法律制度、法律知識作為在校學生的必修課程與教學內容。從娃娃抓起,讓孩子們從小就培養遵紀守法的良好習慣。兒童的可塑性是很大的,心理學一再證明,童年對人的影響最大。小時候學習的東西潛移默化地體現在成年后的各種行為中。因此,對于兒童的法制教育是不能缺失的。我們可以考慮設置專門的法律課程,更可以在各種課程中學習法律制度與法律知識。比如可以將憲法序言作為相應年級學生語文課中的課文,可以將一些守法故事載入相應的學生教材,等等。

　　再次是要建設尊崇法律的法治文化。尊崇法律,任何人任何情況都不得踐踏。即便有特殊的情況發生,也必須有特別的法律規定才能予以變通。規則是為所有人制定的,一旦為例外情況所破例,就會導致規則喪失權威,進而影響法律信用。而法律的權威被破壞,其后果是毀滅性的。我們要建構學法、尊法、用法、守法的社會文化,這就是法治文化。只有這種法治文化真正建立起來了,我們的普法才可以說是大功告成。到了那時,我們還需要繼續推進普法。只不過,那時候可能出現新時代新方式的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