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禁止早晚高峰使用打車軟件之后,上海市有關部門再出狠手,強制要求嘀嘀打車、快的打車與強生、大眾、錦江、海博四家出租車公司電調平臺進行對接。對此,國家工信部已經介入調查,要求嘀嘀、快的等公司提交有關材料,針對目前打車軟件的發展和運營情況、對出租車行業的影響,以及各地對打車軟件采取的限制措施等進行調研。(3月20日《中國青年報》)

　　其實,從打車軟件問世并在出租車行業風靡以來,各地交管部門就在沒有充分調研數據支持和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出臺了五花八門的監管政策。如廣州禁止打車軟件自愿加小費功能;蘇州則把打車軟件統一并入官方系統,乘客、司機均不享受補貼等。這些政策雖然打著“整頓”、“規范”的幌子,明眼人不難發現,目的無非是千方百計限制打車軟件的推廣應用。如今,上海更祭出了“招安”大旗,試圖將打車軟件并入電調平臺。而據一些打車軟件公司的高管透露,某些出租車公司的電調平臺已開始向他們收“份子錢”,要求他們按照業務量“進貢”。

　　從之前的種種“整治”到如今的“招安”,從對打車軟件的不合理限制到縱容出租車公司向打車軟件收“份子錢”,一些地方交管部門的種種表現,顯然已經越過了市場規范和管理的范疇,甚至已涉嫌違法。作為一個剛剛起步的移動互聯網業態,打車軟件究竟是動了誰的奶酪,以至于某些政府部門如此氣急敗壞,必欲百般打壓而后快?

　　對于將打車軟件并入電調平臺,有網民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就是“讓算盤來管理電腦”。的確,相對于打車軟件這一免費、智能化的技術平臺,電調平臺因為收費服務模式和落后的人工調度已被大多數用戶所拋棄,幾乎走到了被時代淘汰的邊緣。可是從上海強制軟件打車對接電調平臺來看,當地交管部門不惜從幕后跳到前臺、動用職權來為這老掉牙的“算盤”吆喝打氣。從一個拉偏架、吹黑哨的監管者,現在更是直接介入市場來為電調平臺幫腔出頭,正如有業內人士一針見血地指出,各地交管部門與出租車公司之間的利益聯盟已經使所謂的“監管”徹底變味!

　　長期以來,一些地方的出租車公司與當地交管部門已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利益聯盟。出租車公司一邊提供著低效的管理和服務,一邊通過向出租車司機收“份子錢”躺著賺錢,可謂一本萬利;另一方面,這些公司的電調平臺要么是交管部門直接運營,要么是有政府背景的大型出租車公司壟斷運營,基本上已經淪為各地政府的創收工具和“臉面工程”。而最終為這些高價低效的利益格局買單的,只能是無處申訴的出租車司機和普通消費者。而打車軟件的出現不僅提高了出租車司機的收入,更直接打破了出租車行業的壟斷格局,觸動了交管部門與出租車公司的既得利益聯盟。這或許才是眼下上海強制收編打車軟件背后“不能說的秘密”。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強調要進一步“簡政放權”,要求各地政府切實轉變職能。上海此番越俎代庖“招安”打車軟件,不但于法無據,更與中央“向社會放權”的思路背道而馳。盡管是順應潮流而生,但作為新興事物,大多數打車軟件公司都還處在“不賺錢只砸錢”的階段,甚至有些還在靠借貸維持;如果要向電調平臺上繳“份子錢”,那么這些企業最終要么在襁褓中凋零、無異于殺雞取卵;要么徒然增加消費者負擔、妨害民生。

　　從飽受詬病的出租車行業壟斷亂象,到如今打車軟件被強制“收編”,可見一些部門只要既得利益不破除、簡政放權就難免出現“放空炮”的尷尬。如今,工信部介入調查固然是好事,但唯有徹底清除各地出租車行業中的部門私利,做到“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才能正本清源,還打車軟件一個公平、陽光的發展環境。(陳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