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禁止早晚高峰使用“打車軟件”之后,不少地方出現“強制收編”打車軟件現象。其中一種“收編”方式是:打車軟件與電調平臺對接,并且某些電調平臺已開始向打車軟件公司“收租子”。一些地方監管部門的種種表現超出了市場規范和管理的范疇,目前國家工信部開始介入調查。

　　針對這種“收編”,有人形象比喻為“算盤管理計算機”。不僅是打車軟件如此,一些情況下,針對新興事物,管理者以逸待勞,以不變應萬變,以陳舊管理方式應對變化的市場,最終往往把“計算機”收拾成“算盤”,這種現象恐怕不陌生。

　　“收編”的理由是為了市場秩序、安全風險等等,這當然無可非議。“打車軟件”暴露了一些問題,例如司機不停關注手機帶來駕駛風險,例如沒條件或者不習慣用手機電招的乘客打車變得更困難,這些問題當然要為監管者所考慮。但一拿出監管手段,往往就成了限制、禁令以及“強制收編”,難道沒有更好的辦法?

　　不少人指出這里面有利益問題,有業內人士表示:“各地交管部門與出租車公司之間的利益聯盟已經使所謂的監管變味了”。其實,不必諱言利益問題。往往新興市場事物就是攪局者,對既得利益關系構成觸動,甚至成為一種倒逼力量,促動相應的改革調整。作為軟件的受益者,很多乘客、司機難道不是“既得利益者”?很多人的出行方式改變,出租車的市場供需關系出現調整,某種意義上,公共利益實現增進,阻撓、排斥的手段都將不受歡迎,甚至要付出一定成本。改變現有的出租車管理、運營體制,其實已出現契機。

　　就此來看,問題不在于“收編”,而是怎樣“收編”。真正的“收編”就是讓這種電招正規化、規范化,譬如作為正式的第三方平臺引進,在政府統籌管理下,實現軟件平臺與出租車運營方的協調。總之,是承認這種電招形式在出租車運營體系中的“合法地位”。電招未必一定是出租車運營方提供,也未必一定是政府提供,完全可以采取合作、協調、對接的方式,有什么不可以?

　　我們原來的電招服務,是政府主導,目的是引導出租車市場調節,實現供需平衡。這就是說,電招原本是以公共服務的目的推進。現在手機載體的電招方式普及了,很多地方卻簡單把它當企業謀利工具,當市場競爭亂象,當新鮮事。政府操辦的才是公共服務,不經政府假手的就是為了賺錢,這是一些地方的管理思維。好像是政府、市場關系擺得清,其實是簡單粗暴一刀切。

　　市場不僅提供買賣,也孕育公共服務的各種可能性。有一些市場產品,可能慢慢就會演變為公共服務品。政府與市場厘清關系,但可以是有合作,有相互試探。在現代社會,公共服務,可能是政府向市場購買所得,可能是向市場吸收經驗的成果,具體形式、內容不可能一成不變。在市場不起決定作用的時代,政府構建一套自足的管理體系,可以保持幾十年不變。但是,在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作用的時代,政府管理、服務就要與時俱進,嘗試各種方式了。

　　很多地方政府探索出租車市場供需調節已經多年,現在出現一種高效的技術方式,為何不考慮借鑒與利用?以公共服務的態度出發,打車軟件不一定僅僅是監管的對象,同時可以是合作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