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禁止早晚高峰使用“打車軟件”之后,上海市有關部門再出狠手,要求嘀嘀打車、快的打車與強生、大眾、錦江、海博四家出租車公司電調平臺進行對接。對接后,某些電調平臺已開始向打車軟件公司“收租子”,而且要求他們“按單數進貢”(3月20日《中國青年報》)

　　在簡政放權的行政改革格局之下,松開過度纏繞在市場之上的行政權力之手,應是改革所向、大勢所趨。而一些地方動用行政能量強制收編打車軟件的行為,顯然是逆勢而為,不僅超越了職能邊界,更涉嫌違法。

　　不可否認的是,作為新興市場,打車軟件市場必然存在某些先天不足,比如安全問題,比如打車公平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固然需要監管部門出手,但必須要有分寸。如果用力過度,非但不能將打車軟件市場管好,反而容易將其管死。監管部門強制收編、縱容出租車公司收打車軟件的租子,明顯缺乏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行政倫理意識。

　　“讓算盤管理計算機”,這是人們對打車軟件并入出租車公司電召平臺的形象比喻。也就是說,監管部門讓打車軟件與電召平臺對接,是違背市場發展規律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強行僭越市場邊界,監管部門的粗暴干預,到底有何動因?“水很深”的出租車市場,壟斷格局遲遲不破,由此或可看見:監管的過度熱心,干預之手伸得過長,或正是為了維護某些潛在于落后市場里的既得利益。

　　曾經被各地交管部門不遺余力推廣的電召平臺,因其效率低下,早已被大多數用戶所拋棄,其被便利的打車軟件取代,是市場的必然。監管部門為何逆勢而為呢?因為電召平臺的運營者不少是交管部門或大型出租車公司,且都有政府投資。讓打車軟件取代電召平臺,便意味著投資失敗,便意味著創收工具消亡。因此,行政力量動用權力大棒強行干預打車軟件市場的沖動,也就不難理解。

　　利益籠罩之下,哪個市場更有前途,哪種服務更方便民眾,顯然不是重要的。對于既得利益者而言,更重要的恐怕是,何種市場格局下攫取利益的土壤更豐厚。當政府部門卷入到市場的利益博弈當中,行政能量被濫用也就必然存在,而形成行政霸權,對于市場決定作用的發揮,無疑是種阻力所在。

　　行政改革正走在簡政放權的路上,而圍繞打車軟件這一新興市場的相關監管部門,卻在市場的土壤上建立行政霸權,試圖動用行政能量干預市場發展,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這種逆勢而為的舉動,理應被叫停,讓那些沉迷于維護既得利益的行政權力從博弈中走出來,市場的活力才能夠得到激發,市場的公平才能得到維系。

　　從打車軟件被招安,到出租車行業壟斷亂象,都證實了既得利益是改革最主要的阻力。強制收編打車軟件,作為一種擋在市場規律前面的明顯的行政霸權,應該被破除。而破除的路徑,首先要讓行政管理部門從既得利益的泥潭里走出來,通過權力清單杜絕行政部門胡亂的自我授權,從而回歸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者的角色。至于出租車公司與打車軟件市場的對弈,政府部門應該站在客觀公正的位置進行協調管理,破除壟斷等市場頑疾,從而讓市場競爭變得更加公平合理。

　　改革潮流之下,行政職能部門應該主動放權,而不是在公平的土壤上建立霸權。因此,強制收編打車軟件的行政干預之手,還是應該因循法治軌道,嚴格恪守政府與市場邊界,回歸行政倫理。(時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