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甘肅網3月21日訊 據西部商報報道 繼禁止早晚高峰使用“打車軟件”之后,上海市有關部門要求打車軟件與強生、大眾、錦江、海博四家出租車公司電調平臺進行對接。某打車軟件公司的高管稱,某些電調平臺已開始向打車軟件公司“收租子”,而且要求他們“按單數進貢”。據了解,工信部已介入調查。

　　嘀嘀打車、快的打車兩大打車軟件之間的燒錢血拼,大大提高了出租車的運行效率,出租車司機和乘客,毋庸置疑都是受益者;那些打車軟件尚未殺入的中小城市,出租車司機和乘客無不帶著羨慕目光對打車軟件的到來翹首期盼。

　　當然,打車軟件也不是全無問題,主要有幾個方面:一個是行車安全的問題,司機邊開車邊在手機上搶生意,的確存在安全隱患;另一個是乘客之間的公平問題,那些不會使用打車軟件的人,站在路邊可能打不到車。

　　相比之下,各地政府部門以各種名義出臺的監管措施,比如早晚高峰禁止使用,比如每車只能安裝一個打車軟件之類,明顯有些不著調不靠譜。無論是安全的問題還是公平的問題,事實上都不是絕對的,而且都可以通過技術的手段來解決。比如,通過技術手段讓車輛靜止不動時才能接收到訂單信號,可以解決安全的問題;再比如,要求打車軟件公司必須提供電話下單途徑,可以解決老年人不會使用軟件的問題。

　　就像交通部部長楊傳堂所言,電召服務是國外發達國家出租車行業普遍采用的服務方式,通過手機召車更加便捷,效率也很高。對手機召車軟件,“總體上要支持和鼓勵發展,對存在的問題要逐步調整和規范”。可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做法,顯然不是“調整和規范”,而是赤裸裸地限制和設阻,等同于“私設行政許可”�，F在,上海有關部門竟然要求打車軟件必須與本地四大電調平臺對接,并讓電調平臺按單分成,則是典型的濫用權力。

　　不得不說,地方政府部門假借監管之名出臺的種種限制舉措,給公眾最大的感受就是:“凡是公眾喜歡的,他們就反對”。出租車行業的“水”的確很深,要不然也不至于“躺著數錢”的出租車公司始終無法取消;面對打車軟件的洶涌來襲,說是依法監管,實則更像是要維護既得利益。出租車公司沒能從打車軟件中分羹,電調平臺反而因此利益大幅受損,出租車管理部門大概也沒拿到什么好處,這是否才是強制收編打車軟件的真正原因?

　　從打車軟件被強制收編,到出租車行業壟斷亂象,都證實既得利益是改革最主要的阻力。簡政放權是激發市場活力、調動社會創造力的利器,是減少權力尋租、鏟除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可是,無論打車軟件還是互聯網金融,無不見證著簡政放權之難。中央政府強調簡政放權,“法無授權不可為”,可地方部門卻在為既得利益保持濫用權力的慣性——與簡政放權公開唱反調的強制收編打車軟件,必須有個說法。(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