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人大代表挺"專車":合理監管下可嘗試開放社會車輛資源】

　　有關專車的是非從它誕生起就沒有斷過,作為互聯網思維下的新生事物,部分城市甚至將其視作“非法營運”。在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則認為,“專車服務”的異軍突起生動地表明,現在公眾的出行需求遠未被滿足,尤其是差異化個性化的需求還存在巨大的缺口。在合理的政策監管規范下,政府可以嘗試開放社會車輛資源,讓社會車輛通過交管備案、考核等審核機制,加入到城市居民出行體系中。

　　目前,中國出租車行業的傳統管理方式是通過出租車公司對司機進行組織、調度和日常管理,政府相關部門并不直接面對車輛和司機。

　　“一方面,出租車司機不滿從業現狀、收入微薄,另一方面,老百姓對‘打車難’的抱怨同樣嚴重。這充分表明出租車行業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亟待解決。”蔡繼明表示。

　　蔡繼明認為,傳統出租行業管理機制的核心是特許經營的準入制度,是一種以審批為關鍵的管控方式,有著極為明顯的計劃經濟時代色彩,甚至有著明顯的“惰政”嫌疑。“改革出租車行業首先應從改革政府角色入手,徹底改變單純審批牌照的單一管理模式,而更多轉向監管出租車從業者和經營企業,并為之提供相應的政策環境。”

　　蔡繼明說,出租車特許經營權成了出租車公司手中的稀缺資源,出租車司機和消費者都處于弱勢,出租車運營牌照的價格也一度高企。

　　顯而易見的是,打車軟件后期出現的“專車服務”已開始顛覆傳統的出行方式。“類似一號專車、滴滴專車等新興互聯網專車服務在車輛硬件、司機服務水平、安全技術監控條件以及保險理賠制度上都遠遠高于傳統出租車。”蔡繼明認為,雖然圍繞各類“專車服務”還存在不少爭議,但作為互聯網思維下的新生事物,在廣受歡迎的情況下,一味禁止無助于我國出租車行業的改革和進步。

　　“專車服務帶來的主要啟示是,如何把‘出行的人’與‘有車的人’通過合理方式連接起來。作為監管部門,政府應建立打車軟件、‘專車服務’的市場規范,整合閑置運營資源,在合理的政策監管規范下,完全可以嘗試開放社會車輛資源,讓社會車輛通過交管備案、考核等審核機制,加入到城市出行體系中。”蔡繼明蔡建議。(江耘 趙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