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余文玲,浙江省杭州市中院民五庭副庭長。她2003年進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工作,2004年榮立三等功,2007年、2014年受個人嘉獎。 

　　余文玲原本是個標準的理科生,一心想要學醫,從事技術性職業,高考時一不小心成了“學霸”,被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學專業提前錄取了。

　　“法學”,在剛經歷初見團校那“彈丸之地”的失落后,是被余文玲當作純技術專業來讀的。“雖然學校很小,整個北京又灰突突的,沒有江南那樣綠得干凈,但既然只能在此,那就埋頭讀書吧。”

　　她就像個理科生一樣埋頭讀書,直到遇上一個湖南籍的法學教授。他在課堂上那種文科生的思維吸引了余文玲,雖有濃厚的湖南口音,而且觀點偏激頗受爭議,但他旁征博引,那對社會的責任感和對學術的真誠,開啟了她更大范圍的思考空間,要拿自己所學對社會有用。

　　每次上課,她都竭盡全力做筆記,因為口音太重、思維跳躍又快,她不得不邊記邊留空格,下課回憶整理完善這些筆記。這是余文玲接觸到的第一個北大法學畢業生。

　　一本本筆記記下來,她報考了北大民商法研究生。

　　2000年如愿以償后,她見到了更多心懷天下的北大人。同宿舍的好幾個同學都是當年各地的高考狀元,和這些“女神”一樣的北大“土著”整天混在一起,不僅書本問題而且社會問題,不僅大問題還有小問題,都在關心討論。“而她們雖貴為‘女神’,但一點拒人千里之外的高傲都沒有,謙虛、真誠都對我影響很大。”

　　做畢業論文時,余文玲選了共同危險行為侵權責任。每天晚上臥談時,四五個人就在那里爭論,責任這樣承擔會怎樣,那樣承擔會怎樣,把法理背后隱含著的公平公正、法律所要擔當的社會責任都深入挖掘出來,整個侵權法律關系都體系化了。

　　她慢慢體悟到法學的經世情懷。2003年畢業,放棄導師推薦的留在北京當律師和到上海當檢察官的機會,來到杭州中院,成為那里第一個北大研究生。

　　當時書記員太少,余文玲開始跟著合議庭做書記員,一年內手寫了近300件案件庭審記錄。她感謝當年上課做筆記的功底。

　　那干凈、俊秀的庭審記錄成為后來書記員崇拜的范本。

　　每天做著排期、送達、速記、歸檔等“不用腦子的活兒”,基本每晚都要忙到快10點才回宿舍,同居密友兼同事申正權都看不下去了。

　　北大最要好的小姐妹要去美國了,當年她們一起到上海考托福,兩年有效期也快到了。“走吧,我們一起走。”

　　聽著這個當初對她影響最大的人的呼喚,余文玲猶豫著說:“我起碼在杭州中院已有一個法官的坑了。”

　　見她不愿走,小姐妹最后留下一句“好吧,至少這個坑是干凈的”,去了美國。

　　這個“坑”理論再次讓余文玲從瑣碎的書記員工作中看到價值所在,開始鎖定“為中國法治事業而奮斗”的七彩泡泡。

　　第一年書記員結束,她在杭州中院榮立三等功,并成為每年新招錄的書記員入職培訓首選講師。

　　余文玲渴望做法官,早在做書記員時就細細琢磨案子了。有一次看判決書,發現一份證據被疏忽,那可是一份關鍵性證據,提醒后被法官采納,她開心極了。

　　后來在審理好一起承包經營合同糾紛上訴后,審判長說讓余文玲試試,“用你的理論來寫這份判決”。

　　她忙好書記員的活兒,用周末兩天時間抽絲剝繭,針對訴辯意見歸納出5個爭議焦點,又針對每個爭議焦點給予分析,用理論和證據去支撐起“本院認為”部分,整整寫了5頁紙,超有成就感。

　　審判長幾乎沒有改動,這更讓她愛上寫判決,“要將我理解的公平正義寫入每份裁判文書里去,針對當事人的每項請求說理盡量充分。首先要說服自己。”

　　這也成為余文玲后來的辦案習慣,她享受這個說服自己的過程。但這份樸素的真誠有時也會受到挑戰。

　　有一次,判決一起原、被告之間有不正當男女關系的民間借貸,女方的父親申請判后答疑,硬是說法官是毫無根據的推斷。當時的民一庭領導張巧薇耐心解釋:“此案承辦人是北大研究生畢業的,她喜歡把證據采信分析得很詳細,判決理由寫得全面,也就是說她把所有自己理解的案子情況都寫到紙面上了,你要在上下文中去理解,不能斷章取義。”

　　如果寫得籠統一點,當事人就難以挑剔了。當時張巧薇沒有責備余文玲的“書生氣”,才使得她能把詳盡的說理保持到今天。

　　2005年,余文玲開始接手疑難的骨頭案。一起房地產銷售代理合同糾紛,房產公司和代理公司所稱合同履行基礎數據、時間段不一致,事實變化非常多,雙方提供的證據達26項,又有很多銷售統計表,案卷一箱箱的堆著。余文玲開了兩次庭,坐在辦公室里整整看了一個月,邊對照證據,邊拿著計算器一個個數據按著,記著。這賬算得她頭發掉了椅子四周一圈。為調查證據出差到臨安,前天晚上做夢夢到自己忘記開介紹信了,第二天起床發現真忘記開了,趕快到單位補上。

　　此案完結,寫好2.6萬多字的判決書,交給審判長(主持工作的副庭長)易飛簽發。他說:“好了,以后無論把你放到哪里我都放心了。”

　　從最初接案時“兩眼一抹黑”的害怕,到庭領導給出這么高的評價,余文玲覺得這又是自己一個階段性成長標志。

　　案件再多,庭審也不能是走過場。

　　在自認“以案子為中心”的律師黃衛紅看來,余文玲庭審特別仔細,會對一些細節盤問,哪怕是雙方當事人都認可的事實,盤問下去也會問到某些雙方回避的問題。

　　“有的案子,原、被告都承認付款事實發生了,金額也一致,有些法官為省時間就過了。但她不,她還要盤問你是什么時間、何種方式支付的,是一次性付清還是分次交付,這些問題追問下去就有可能讓有貓膩的交易者發虛,可能找出背后的關聯,從而在庭審中把隱藏在背后的事實點固定下來。”黃衛紅說,想在庭上耍把戲有點難。

　　“只要你引起了我的懷疑,我肯定會一查到底。”余文玲說,有次審理一起民間借貸,一審是支持原告的,但在二審時,她發現原告對這筆資金的來源閃爍其詞,后來就是通過細節盤問,發現是賭債,據此駁回原告訴求。

　　哪怕是調解的案子,也有借助司法程序來騙取法院圖章的。“這就更不能放棄內心的疑問了,除非你不引起我懷疑。”余文玲說。

　　不久前,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法官陳遼敏在調解一批解除合同之訴時,心存疑慮。甲買了某房產公司的房子,現在雙方要求解除合同。既然雙方合意就調解解除吧,但隨著此房產公司類似的調解成批進來,似乎有明、暗購房者規避轉讓房產所產生的稅費之嫌。陳遼敏有點吃不準了,來問余文玲怎么辦。“調解是雙方自愿原則,我有什么依據不給調解?”

　　“既然雙方都愿意解除合同,那就沒有爭議點,沒有啟動司法程序的必要。”余文玲給處理這種“手拉手”調解“支招”。

　　杭州中院年輕人喜歡“小余姐姐”,哪怕她常常有著處女座的嚴苛。

　　“這案子,你看出什么問題了嗎?”一場庭審結束,“小余姐姐”邊收拾案卷邊問書記員趙瑞玲。

　　“啊?”小姑娘可囧了,“我光顧著打字,沒想那么多……”

　　“小余姐姐”笑著說,一定要多想想,我在庭上為什么問當事人那幾個問題,這樣你將來獨立辦案才能順利駕馭庭審。

　　余文玲喜歡從個案上指導新人,她要求趙瑞玲每次排期時先瀏覽一下案卷,從自身的角度擬定庭審問題大綱和爭議焦點,再在庭后查找差異、原因。

　　“沒整理不知道,最初我提出的問題幾乎都用不上,要么是一審已經問過,要么是沒用的。”趙瑞玲說,也正是因為這些歷練,自己現在開始獨立辦案,心里才稍微有底。

　　“她是典型的處女座,凡是要求完美。每次聽到那咔咔咔的高跟鞋聲朝我走來,簡直魔音穿耳,又有什么事情要來了。”趙瑞玲笑著說,她真是在單位最怕的人,每次布置的事情別指望她會忘記,一直催、催、催,催到完成為止。

　　自認是拖延癥患者的趙瑞玲,現在也跟著“小余姐姐”改變了工作習慣,每次看文書會把當事人信息、標點符號都不放過,每次有任務抓緊時間完成,隨時報告進程。

　　“她想要新人從一開始就養成良好的辦案習慣。”瞿靜比余文玲晚一年畢業來到杭州中院,她說余文玲現在帶新人花了很多時間,幾乎“手把手”教,別人只看判決書,她還要把案卷都拿過來看。

　　有兩個助理審判員,一個寫文書過簡,說理不充分,一個寫得過繁,連學界有爭議的觀點都敢寫進去,余文玲就一點點地改。每次簽發判決書時,先口述要增減的問題,修改后還不能入她“法眼”,她就要親自下手了。

　　“雖然會慢一些,幾乎每個都要改,特別是‘本院認為’這塊,從一開始改得面目全非到現在的再說透點或簡單點。”讓余文玲欣慰的是這兩個助審現在都有明顯提升,能完全獨立辦案了。

　　截至2014年年底,余文玲所在的民五庭走了3個優秀法官,帶回來的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民五庭主要辦理房產糾紛和勞動爭議,前者利益糾葛非常大,而后者是勞資矛盾突出的放大鏡。去年案件量增長30%,平均每人辦案170件。最忙時,她作為副庭長兼兩個合議庭的審判長,要簽發6個法官的文書,還要帶2個新手,每天桌上放滿要簽的文書。承辦法官眼看審限要到了,趁她不注意偷偷調整一下自己文書的順序,另一個發現有插隊,偷偷又給調整回來。

　　“最難的還不是案件數量多,而是案子辦不出去,無論你付出多少努力,都達不到你想要追求的目標。”余文玲說。

　　遇到當事人揚言要炸法院大樓,要制造驚天大案,或者直接在門口靜坐一個禮拜的太多了,但去年一起真正沖擊法院的事還是讓她很傷心。

　　150多個農民工受包工頭挑唆,排成隊站在立案大廳前,突然那包工頭亂喊“法院抓人了”引起一陣騷亂,直接把大廳一排花瓶墻給推倒了。

　　“我們也是打工者,只是為國家打工,為什么這么苦不堪言。”她給同學吐槽,但當對方提出百萬年薪誘惑時,她又不舍得離開。種種委屈和無奈后,又滿血復活,她相信人與人之間可以有基本的信任。

　　當得知一起矽肺職業病患者為工傷待遇與相關單位訴訟過程中無力承擔日常治療的醫藥費時,她慷慨解囊。矽肺當事人拿到1500元現金,感動地說:“這錢,將來我要還你的,請放心!”

　　一年后,余文玲果然接到對方電話,被告知已得到司法救助,通過郵政匯款返還借款,并一再道謝。

　　和余文玲同時晉升中層副職的王輝覺得自己理解她:“也許放在行政部門,這晉升意味著更多的權力,而在法院絕對意味著更多的責任,壓力大到失眠都很正常。”

　　瞿靜去年年底被提拔到民五庭副庭長時,余文玲趕快跑去和她說“你能來我太開心了”。

　　“我們心中的法官夢沒有破滅,法官依然是值得尊敬和付出的職業,我們愿意在這里和小伙伴們一起堅守。”從進杭州中院第一天,在政治部主任介紹下余文玲成為瞿靜的榜樣,直到今天都沒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