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大渡口區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四級高級檢察官,黨的二十大代表梅玫:當時,我們就是想給孩子們創造一個既懂法律又懂他們的地方。“莎姐”這個名字藏著我們的期待:“莎”的“草字頭”代表能治病的莎草,寓意為用法律和關懷為孩子“療傷”;“三點水”代表司法柔情,寓意為像水一樣包容引導;“少”字代表我們守護少年健康成長的初心使命�！敖恪本褪窍胱尯⒆佑X得我們像家人一樣親切。

梅玫:最初是因為熱愛,深入以后發現,更多的是責任和執著。特別是看到孩子們的改變,我就覺得一切付出都很值得。比如,經過幫教,涉罪的孩子回歸學校,還寄來大學錄取通知書;被傷害的小女孩經過我的幫助后,會在新年時給我發來祝福。他們的改變是我堅持的最大動力。

梅玫:最難忘的是10年前我帶過的“莎姐”校園法律社團的一名學生。今年,她成為一名政法工作人員。她說,當年我們去普法時,她覺得“用法律保護別人”很酷,于是在報考大學時選擇法律專業。此外,她還成為“莎姐”志愿者。這讓我覺得:我們播下的法治種子,總有一天會長成參天大樹。

重慶市九龍坡區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部副主任、四級高級檢察官孫文靜:我曾辦過一個案件,犯罪嫌疑人是一名曾多次盜竊的17歲少年。在看守所里,他告訴我,自己生下來就沒見過媽媽,爸爸打工時把他帶到外地。小學一年級剛讀一個多月,由于和同學發生爭執,爸爸為避免“麻煩”,索性不讓他去上學了,因此他現在“大字不識一個”�？粗�他歪歪扭扭地在筆錄上“拼湊”出名字,我問他:“除了偷,就不能干點別的嗎?”他漠然地抬起頭說:“我還能怎么辦?”

他的回答,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這也督促我在之后的工作中,更加重視家庭教育指導,努力搭建司法保護社會支持體系,加強對迷途少年的教育挽救,避免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孫文靜:我曾幫教過一名多次盜竊摩托車的少年,起初大家甚至他的父母都認為他無藥可救。然而,當我走訪后發現,雖然他的成長缺乏被正確引導和教育,但他內心是善良的,渴望改變現狀,最終我們決定對他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在幫教期間,我組建了幫教團隊,帶著他參觀紅巖舊址,參加讀書會,騎行長江,徒步南山……后來他主動提出要當社工志愿者。更讓我驚喜的是,在重慶山火期間,他還主動參與山火救援。從偷摩托車的少年,變為騎摩托車救火的少年,這一轉變讓我深刻意識到,未成年人犯錯往往是暫時的迷失,給他們一次機會,就給了他們重新定義人生的可能。

孫文靜:最難忘的是2016年教師節,我幫教過的第一個附條件不起訴的孩子發來短信:“今天是教師節,其實你也是我的老師,我如愿考上大學了,感謝你的幫助。”我現在還記得當初收到這條短信時的激動心情。后來他讀了研究生,目前在海外成功創業。這條短信一直保存在我的手機里,就是想讓自己永遠記得這份事業的初心。我想,我的身份不僅是檢察官,還是迷途少年的“引路人”,是他們成長路上的“特殊園丁”。

這些年來,我見過很多徘徊在“懸崖邊”的少年,有的一身“尖刺”,有的用沉默筑起高墻。我們的工作更像是陪他們“找鑰匙”,找到那把打開心扉和通向未來的鑰匙。不僅我自己相信,也要教會他們相信:明天一定會更好。

重慶市檢察院第三分院未成年人檢察部副主任、四級高級檢察官李非白:這個案子要從7年前說起,我了解到,一名交通肇事的被害人亡故后留下了三個女兒,同時還有100多萬元的賠償金。我發現,相關親屬對20余萬元賠償金的用途閃爍其詞,于是發函建議法院暫停發放剩下的80余萬元賠償金,引發這些親屬極大不滿。

一天,年幼的二妹和三妹被親屬扔在檢察院。我看見落日余暉下兩個孩子的身體那么小,想到她們長大還要好多年,我陷入沉思。我覺得,我們的工作應該是代表國家,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任何情境下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應該包含“父母之愛子必為之計深遠”的籌謀,應該包含母親寬厚安全而又溫暖的懷抱。那一刻,我下定決心,要陪著她們長大。之后,我們為她們爭取到賠償金的應有份額,還探索建立了檢察官和監護人共同監管的賬戶。過去、現在和未來,我和同事們會一直陪伴她們成長。

李非白:我覺得是“相信”“看見”“尊重”。相信他們可以變好,看見他們的閃光點,尊重他們的想法。

之前在工作中遇到一個孩子,她幾乎不跟母親交流,她的母親哭著帶她來找我,我嘗試用各種話題跟她聊天。當我說到裙子很特別時,她抬眼看了看我,我覺得“有希望”。隨后,我們聊到一部漫畫書。當了解到這部漫畫對未成年人身心無害,我立刻下單給她買這部漫畫書。她特別高興,說媽媽覺得這些書不好,不讓她看。隨后,她話匣子打開了。此后,她一直非常信任我。

李非白:未檢工作在我的眼里,不僅僅是案子,更多的是孩子。我最難忘的瞬間都是一些孩子變好的畫面。有一天,我們持續救助2年多的一個女孩來找我,她開心地抓著我的手說:“姐姐,我跟你說一個事情,你可不要笑我。我復學了,想考清華�！蹦且豢�,陽光灑在她的臉上,她是那樣明媚。

從事未檢工作這些年,與其說我們在幫助孩子,不如說孩子和我們在相互支持,特別是看到那些生命中有裂痕的孩子沒有放棄,借著我們給予的一點光努力成長,我內心就感到很豐盈。

重慶市檢察院第二分院未成年人檢察部三級高級檢察官吳波:當我們問到留守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這不僅是問題,也是答案。孩子們對自己的真實需求有時很迷茫,有時難以言表,如果我們的工作不“多問一句”“多做一點”,可能就與孩子的真實需求擦肩而過。

給遭受傷害的孩子提供司法救助,僅僅是開始。相較于救助款的數額,可能這個孩子更需要的是父母的關愛、學校的尊重,于是我就與時俱進調整救助策略,有針對性地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心理疏導、校園法治課等工作。孩子的需求才是我們提供精準幫教和救助的關鍵。

吳波: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常會面臨一些困難和挑戰,每當遇到困難時,我想到的不是放棄,而是更堅定了做好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決心。電影《第二十條》里有句臺詞我非常認同:“我們辦的不是案子,是別人的人生”。我們未檢工作影響的何止是這個孩子的人生,還有可能是他將來孩子的人生。正是這種使命感和責任感,是我不斷克服困難持續救助困境兒童的動力。

吳波:每當有人不解地問:“你們何必管這么多?”我特別想說:“其實未檢工作的分量,往往不在法條之內,而在那些看似‘分外’的工作上�！绷钗矣∠笞钌羁痰氖�,2024年我辦理的一起司法救助案。原本司法救助金發放后就可以結案,但我無意之中看到孩子手臂上的多處傷痕。在我的堅持下,通過“檢察官+心理咨詢師”的專業治療,孩子患的抑郁癥得到明顯好轉,我感到很欣慰。

未檢工作很操心,但卻很有意義。遇到需要幫助的孩子,我們多做一點,多走幾步,或許就能帶給這個孩子帶來一縷陽光。

重慶市開州區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部主任、四級高級檢察官王莉:家庭教育作為人生的第一課堂,其質量直接影響著未成年人的人生軌跡和價值取向。比如我辦理的一起案件,涉罪少年在父母離異后由爺爺奶奶監護,沒多久他染上了盜竊惡習。我們多次督促并對其父母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后,他的家長意識到了孩子必須親自管、用心管。家長變了,很快這個孩子也變了,最終他學了一門技術成功就業。

王莉:在家庭教育領域,我們未檢檢察官接續努力,針對辦案中發現的監護問題開展課題調研、專項行動,切實解決了困擾未成年人的戶籍、學籍等實際問題,并研發“未成年人家庭成長風險防控一件事”模型進行推廣。該模型通過智能預警,運用大數據手段,實現家庭教育風險的精準預防和提前干預。

王莉:最令我難忘的是,我歷時2年幫助一名患有自閉癥的兒童索要撫養費、醫療費。當突破重重困難,最終讓生效判決從一紙文書變成實實在在的治療保障,孩子母親淚流滿面,給了我一個緊緊的擁抱時。這讓我深刻意識到:讓法律從條文變成孩子成長中的溫暖,是我們從事未檢工作的意義。

這些年辦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我最大的體會是:未檢工作就像一場守護未來的修行。我們在守護孩子,也在修煉自己。未檢工作如同“打妖怪”,需要像孫悟空一樣迎難而上。面對繁雜任務,以“來一個解決一個”的心態一一攻破,在幫助孩子們重獲新生的同時,我們也在實現自我成長和自我超越。

重慶市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部副主任、三級高級檢察官龔珊:每起涉未成年人案件,就像一個孩子的“人生緊急干預點”,我們需要找到精準懲戒與教育矯治的平衡,做到寬嚴適當。比如一個孩子經幫教矯治仍不悔改,再次犯罪,我們就應當有“嚴”的震懾;如果是初犯,偶犯,我們也要竭盡所能去教育、感化、挽救,幫他們順利回歸社會。

我還有個感受,就是事前干預比事后補救更有價值,比如進校園普法、家庭教育指導、控輟保學協作等。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人民群眾高度關注,當我們經過十幾個小時的庭審走出法院大門時,看到不少人都一直等在門口。他們的關注和對公平正義的期待,要求我們必須高質效辦好每一件案件。

龔珊:重慶未檢首創了全國首個省級一站式詢問救助中心。為了解決“反復詢問”“取證不及時”等問題,我們決定建立一個集辦案詢問、心理疏導、檢查取證和綜合救助于一體的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詢問救助中心。在一次觀摩活動中,時任重慶市中醫院副院長的李延萍被重慶未檢的故事深深打動,她當即表示:“我想加入你們,為孩子們做點事�！�2019年8月,在多方努力下,全國首個省級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詢問救助中心在重慶市中醫院正式投入使用。我們的建設標準也被最高人民檢察院向全國推廣。

我們在辦案中還發現,相當一部分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就是孩子身邊的“熟人”。2019年7月,我們建立了全國首個省級教職員工入職查詢平臺,將全市高等院校、中小學校、幼兒園的教學人員、行政人員、勤雜人員、安保人員等納入全覆蓋查詢范圍。2022年,我們又將入職查詢范圍擴大到民政部門,將救助站、福利院等場所的工作人員也納入,最大限度地減少潛在犯罪分子與孩子接觸的機會。

龔珊:從事未檢工作16年,我還有很多難忘的瞬間。我覺得,辦案是在孩子的人生里“寫字”,每一個決定都很重要。2019年的中秋節前夕,一個17歲的男孩來找我,遞給我一份證書說,他給國家某行業平臺提交的漏洞修復建議全部被采納,我的眼睛一下就濕潤了。他原本是一名“黑客”,為了炫技,幫別人入侵網站后臺盜竊資金。辦理此案時,我們多方考察后選定一家互聯網企業設立觀護幫教基地,他以實習生的名義進入企業,白天跟老師系統學習網絡工程技能,晚上學習法律知識,周末參加公益勞動。當我看到這些孩子在我們的幫助下走出黑暗、夢想成真,我由衷地為他們感到開心。

重慶市檢察院第五分院未成年人檢察部四級高級檢察官唐煥然:推動這一工作過程中,我們遇到兩大難題:一個是怎么發現孩子們權益受侵害的線索。孩子維權能力相對較弱,很多時候受了損害自己不知道怎么說。我們摸索了很久,最后構建了“五個維度”的線索發現體系。簡單說就是辦案時看“癥狀”、類案分析找“原因”、發動群眾挖“線索”、法治課里查“問題”、新聞報道中找“漏洞”。比如我辦理的一起校園周邊違法銷售低俗產品案,就是在擔任法治副校長授課時發現的線索。

第二個難題是發現問題后如何徹底解決。我們除了連續2年搞專項行動,更關鍵的是建立了長效機制。通過向各級黨委、人大、政府專題報告,推動將未成年人保護納入社會治理體系。比如我參與撰寫的未成年人保護調研報告,推動重慶市政法系統開展相關專項打擊行動,由此形成“辦案-調研-治理”的完整閉環。

唐煥然:未成年人因接觸網絡不良信息,導致心理、行為異常的案件頻發。我們在辦理一起傳播淫穢物品案時發現,涉案未成年人不僅觀看、轉發違規內容,更出現情緒障礙、學業滑坡等情況。這促使我們思考:如何在追究刑事責任之外,為他們爭取更全面的權益保障。當時,這類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并無可參考的判例,于是我們采取“三步走”探索:一是聯合學校開展深度調查,固定涉案孩子心理損害證據;二是組織法學、心理學專家跨學科論證,引入“心理健康修復費”概念;三是委托專業機構制定方案,精確計算心理干預所需成本。最終法院支持檢察機關的全部訴訟請求,判令被告人支付心理重建費用,并公開道歉。除此之外,我們推動互聯網平臺進行整改。

唐煥然:談到最難忘的瞬間,我想到是回訪一個涉案未成年人的場景。在我們準備離開時,照顧他的奶奶拉著我說,是我們讓孩子感受到除了家人以外,還有人也在一直默默關心他、關注他,讓他感受到溫暖,也讓他對以后的生活和學習更有信心。

從事未檢工作這些年,我認為未成年人保護既需要司法威嚴的鐵面冷峻,更需要司法溫度的春風化雨,因為每個案件背后都牽動著一個家庭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