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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法學教育源遠流長。其中,從1861年京師同文館設立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國法學教育的近代化時期,是中國的法學教育一步步突破傳統模式,開始以西方資產階級法學教育的思想、方法來培育法律人才的特定的歷史階段。

　　清末新式法學教育直接催生了近代法學

　　清末新式法學教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60年代清政府設立的京師同文館時期。以奕��、曾國藩、李鴻章等為代表的洋務派在辦外交過程中深感培養新型人才已成為當務之急。他們認為,與外國人打交道,“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為“不受人欺蒙”,“必先諳其語言文字”,所以清政府應著手培養通譯,設立專門的教育機構,聘請洋人為教員,以造就自己可靠的翻譯人才。1862年7月11日,京師同文館正式開館教習,時有學生10人。該館作為我國第一所具有近代意義的高校,在后來的教學中,科目設置由最初的教授外國語言文字,發展到開設有關自然科學、包括法學在內的社會科學課程,不過類似于今天意義上的法學專業還不存在。由于外交活動的實際需要,法學科目僅限于國際法,并且為便于學生將來工作中的掌握,國際法課程也只開設于學生畢業的前夕。法律教學活動的開展使得國人以國際法為切口,開始較系統地從“學理”的角度來研習近代西方的法學知識,近代意義上的法學也正依此而逐漸地萌芽。

　　戊戌變法前后近代法學教育與法學較快發展

　　戊戌變法前后,在維新人物的倡導下,清末的近代法學教育與法學進入一個較快的發展時期。維新派批評統治者無能,使得偌大的中國,“惟敵之命,聽客求取”。他們認為“大抵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欲做到翻然變計”,“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因此需“全變”,“變其本”,從政治、經濟、軍事、社會風俗、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等方面著手進行徹底的改革。在法律方面,采用“西人之學,以文明我中國”。學習日本“援照西法,廣開學堂書院,不特陸軍、海軍將皆取材于學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諸員,亦皆取材于律例科”。1895年,盛宣懷籌劃的天津中西學堂自舉辦時起,即于學堂的章程中舉列了“律例學門”,初步具備后來的法律系的形態。律例學門在課程的設置上,繼上海格致書院之后,進一步突破“萬國公法”的范圍,擴大到“大清律例”、“法律通論”、“羅馬律例”、“英國合同法”、“英國罪犯律”、“商務律例”等法學科目。

　　20世紀初傳統封建法制體系向近代資本主義法制體系過渡

　　20世紀初,清政府被迫推行“新政”,在法制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變革,實現了由傳統的封建法制體系向近代的資本主義法制體系的過渡。但沈家本、伍廷芳又認為:“法律成而無講求法律之人,施行必多阻隔,非專設學堂培養人才不可。”并且,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和我國近代第一個正規學制——“癸卯學制”的頒行,近代法學教育進入了蓬勃發展階段。僅1901至1902年間,各省就籌辦了山東大學堂等18所省級大學堂。很多學堂都開設有法律方面的課程。在實行專門化法學教育的學堂方面,除沈家本等創立的京師法律學堂外,清政府又模仿日本,設司法速成學校,在京師和各地舉辦了大批的法政學堂,從而使法學教育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法學教育的內容在科目的安排上也表現得更為細致與專業化。

　　辛亥革命后法學教育取得了長足進步

　　辛亥革命后,法學家獲得了施展才能的平臺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僅推翻了清朝的專制帝制,也結束了禁錮人們思想與文化發展的專制統治,開創了解放思想與文化意識的新的紀元。民國成立后,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與自由探討的較為輕松的學術氛圍有利于學術的自由發展,造就了群星燦爛的一代學術大師。法學界也同樣出現了一批著名的法學家,他們既承擔著繁榮法學的重擔,同時又是立法工作的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對于六法體系的最終完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首推王寵惠。王寵惠之外,王世杰、江庸、吳經熊、史尚寬等均為民國時期的法學大家,不僅著作豐碩,而且于立法工作卓有貢獻。民國時期的法學家除關注專業的研究外，也致力于各種部門法的制定工作。如果說晚清修律只是初建了近代法律體系的雛形，民國時期經過法學家的努力，通過各種部門法的制定和修訂，最終完成了中國近代仿大陸法系的法律體系。 　　

　　清末新式法學教育直接催生了近代法學，培養和造就了大批新式法律人才，并不斷推動著近代法學研究向深度與廣度拓展，逐步促進了學科體系的建立與完善,為中國近代法學的理論與實踐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智力支持。

　　法學留學生教育的成就

　　近代中國留學西洋的原始發起者是容閎。中國近代的私人留學早于官派留學,容閎是私人留學第一人。其倡導下的1872年清政府首批120名官派赴美幼童留學生中,有1名后來成為了律師。這批人員中,在清末民初有“國務總理1人,外交部長2人,公使2人,外交官12人,海軍元帥2人,海軍軍官14人,軍醫4人,稅務司1人,海關官員2人,鐵路局長3人,鐵路官員5人,鐵路工程師6人,冶礦技師9人,電報局官員16人,商界8人,政界3人,醫生3人,教師3人,律師1人,報界2人”。

　　甲午海戰之后,赴日本留學生的急劇增加。同中國近代國情類似的“蕞爾島國”能一躍而起，自然會有著為中國可借鑒的成功經驗。反映在近代法學教育上，學習日本就成了當時可行的時尚。在宣統二年九月學部“擬請旨賞給法政科舉人”的249名當屆考試成績列中等的留學生中，除湖北人周澤春留德、廣東人薛天眷留美外，其余的竟全是留日生據統計，從1896年開始到1912年截止，共有39056人去日本留學，辛亥革命前僅畢業于法政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就有1346人。在中國近代史上于政界、法律界有較大影響的如唐寶鍔、湯化龍、宋教仁、汪精衛、胡漢民、沈鈞儒、居正、楊度、曹汝霖、朱執信、張耀曾、張君勱、孟森等。

　　本土培養的新式法律人才

　　中國本土的近代法學教育以京師同文館的萬國公法的教學為嚆矢,但到天津頭等中西學堂第一次正式設立法律專門學科時,培養的新式法律人才還極為有限。根據《同文館題名錄》載,各館各科學生參加公法學大考者,1876年9名,1879年9名,1888年8名,1893年12名。南洋公學特班畢業的學生也只有王世澄、朱履如、邵聞泰、潘承鍔、吳寶地等42人。王世澄后曾經擔任北京大學法科學長、北洋政府法制局參事、參政院參政、上海英美煙草公司法律顧問等職。朱履如后為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長、立法院立法委員。邵聞泰(力子)后為陜西省政府主席、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等。潘承鍔后為蘇州法政學堂教習、蘇州地方審判廳推事、參議院議員,并在上海從事律師業活動。而吳寶地后來也當了律師。天津中西學堂“自1895到1900的六年中,計有各科畢業及在校學生二百余人。其中1899年頭等學堂第一班畢業學生25人。王寵佑、王寵惠、關應麟等均系此班畢業生”另外,王建祖、燕樹棠、吳經熊也曾經就學于后易名為北洋大學的天津中西學堂法科。王建祖后任北京大學法科學長、國立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和燕京大學經濟學教授、上海租界臨時法院推事、國民政府行政法院第二庭評事。燕樹棠獲得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并擔任過西南聯大和武漢大學的法律系系主任。吳經熊獲美國密歇根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任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海牙常務國際仲裁法庭成員。到了清末修律立法、推行新政以后,隨著京師大學堂分科的建立和一大批省城大學堂、法政專門學堂的開辦,培養的近代法律人才數量呈迅速上升的趨勢。正是由于清末新式法學教育培養了大批法律人才,所以才為近代法學的理論與實踐發展奠定了穩固且豐富的智力資源基礎,以至于具有相應的法律教育背景在清末和民國時期成為擔任國會議員、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學教育與研究人員的重要條件。

　　清末新式法學教育的幼稚和急功近利也一定程度地使得倉促敷應的近代法學因缺乏適當的學術積淀而具有較明顯的“質低量微”的缺陷。

　　從留學生水平上看,表現令人不甚滿意

　　清末民初近代式中國法律的學問初期,法學界幾乎為留日生所獨占。但是,留日學生的情況怎樣呢?他們最初留日習法是速成,后來才有少數人進法學專門部和本科,本科畢業進大學院直至30年代仍不多見。因此,留日習法者很少成就了各人留學當時可能獲得的成就,自然沒有達到留學時日本人所已成就的水準。日本的法學成就本來就落后歐、美,特別是法律哲學。因之,留日習法者的作風和特色,大體就是注釋式解釋條文”。“稍后歸國的留學英美習法的留學生,受英美傳統的影響,但是沒有形成英美學人把規范性和法律觀融為一體的風格”。還有“留歐習法者的教養并不比留日者深厚”,“這個時期以留學生為主干的中國法學界”,充斥“形式主義、超形式主義和‘刀的外語觀’”。“形式主義造成學位資格等于法學學問,超形式主義的結果是留學等于法學學問,刀的外語觀是外語能力等于法學學問”。“這三種怪物存在的結果,使法學喪失了科學性或障礙法學獲得科學性。并使法律理論無法保有真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