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在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在全國范圍執政的，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黨的執政史就是1949年至今的執政史。事實上，黨的執政實踐經歷了一個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的歷史過程。所謂局部執政，指的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執政，具體時間是從1931年在江西瑞金建立蘇維埃政權到1949年在全國建立政權。我們黨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以來的執政實踐，可以說是波瀾壯闊，也可以說是跌宕起伏，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誤的教訓。可以說，不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是我們付出巨大代價獲得的，都是我們的寶貴財富。　

　　經驗之一：根據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的漫長實踐，我們認識到黨之所以能夠在全國范圍執政，其基本經驗是重視民心、民主、民生 

　　其一，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這一道理在中國共產黨的實踐中再一次得到了證明。中國共產黨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的漫長實踐有一個歷史轉折點，這就是1947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和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發表的“五一”口號。在著名的“五一”口號中，最重要的是第五句口號：“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的條件成熟了。這個條件，不僅是人民解放軍已經在解放戰爭的戰場上掌握了主動權，而且是全國范圍內的人心所向已經發生了有利于我們黨的根本變化。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即“十二月會議”上，毛澤東專門分析過“政治方面，人心變動了。蔣介石孤立起來，群眾站在我們方面。”他說，抗戰時期蔣介石逐漸失掉人心，我們逐漸得到人心，但問題仍沒有根本解決，直到抗戰勝利以后這一兩年來才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個人心向背問題，是經過重慶談判、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和取締民主黨派活動、共產黨在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歷史事件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動向。因此，“五一”口號一提出，就得到各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廣泛響應，最后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總結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經驗，第一條就是要得民心。 

　　其二，民主。怎么建立新中國，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新中國？這個問題，在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已經提出。在黨的七大，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講的就是要通過民主的道路，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當時，毛澤東所講的“聯合政府”也好，“民主”也好，是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但由于國民黨不僅沒有接受這一反映全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主張，反而發動了反人民的內戰，因此在解放戰爭的戰場形勢發生有利于人民的轉變后，中國共產黨在決定奪取全國政權時，毛澤東考慮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未來新中國應該建立一個什么樣性質的政權。按照毛澤東的思路，就是要通過統一戰線建立新中國，建立一個統一戰線的新政權。這個“統一戰線”是不包括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及其追隨者的，但包括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階級力量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換句話說，就是要通過人民民主建立新中國，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新中國。“五一”口號集中體現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這個建國思路。在1948年9月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即“九月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未來新中國政權的性質是人民民主專政。在“五一”口號發表后，中共中央在同民主黨派的協商過程中，形成和提出了一整套民主建政的構想，包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作為統一戰線的組織長期存在；政權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不實行西方的議會制；國家制度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而不實行聯邦制；等等。西方有些人歪曲我們的“槍桿子里出政權”的思想，污蔑我們是依靠槍桿子支撐的極權制度。他們完全不懂得，中國共產黨拿起槍桿子，是因為我們的敵人手中不僅拿著槍桿子，還用這個槍桿子屠殺人民。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民主力量的代表，作為一個長期為民主而奮斗的黨，在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優勢的時候并沒有憑借槍桿子的力量獨霸政權，而是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一起，采取民主的方式，共同來建立新中國。因此，總結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經驗，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堅持民主，實行民主。 

　　其三，民生。在中國實行民主，決不能離開民生空談民主。這就是中國的國情。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得人心，就在于圍繞民生推進民主，依靠民主解決民生。最典型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領導的土地改革，在民主與民生的互動中獲得了民心。在中國共產黨決定奪取全國政權的時候，毛澤東根據黨歷來堅持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提出了三大經濟綱領。這就是：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與此同時，制定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這樣的經濟綱領，這樣的經濟工作指導方針，核心就是要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因此，總結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經驗，不可缺少的一條就是要重視民生，改善民生。

　　重視民心、民主、民生，盡管是我們在建國前后積累的成功經驗，但這些經驗具有普遍性。我們要為人民長期執好政、掌好權，始終要重視這“三民”。　

　　經驗之二：根據新中國成立以來到改革開放前的執政實踐，我們認識到要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最根本的是要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規律，抓好經濟建設、民主政治建設和法制建設，不斷從“自在執政”走向“自覺執政” 

　　這里說的“自在執政”，指的是客觀上存在著執政的事實和執政的實踐，但是執政者對于政權的認識，對于共產黨的執政方式的認識，尤其是對于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尚缺乏深刻的正確的理念。一個政黨在斗爭中贏得了政權，并且開始了執政的實踐，但是尚未完全懂得政權既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又是一種公共權力，尚未完全懂得公共權力與政黨所代表的階級基礎及其利益訴求之間的復雜關系，尚未完全形成完全符合共產黨執政規律的執政方式和執政機制，這時的執政實踐還只是一種“自在執政”的過程。 

　　就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執政的歷史而言，情況更為復雜。我們可以以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限，把這之前的近30年執政實踐與這之后30多年的執政實踐，視作從“自在執政”到“自覺執政”的兩大階段。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近30年執政實踐，留給我們許多教訓，其中最重要的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認識到在階級斗爭已經不是社會主要矛盾的社會主義社會，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中心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實現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移，從而使得國家政權真正成為造福全體人民的公共權力。二是認識到在一黨長期執政的社會主義社會，人民民主專政國家要解決的突出問題，是要始終堅持人民民主。“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鞏固和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必須破除個人崇拜，健全民主集中制。三是認識到在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實行的民主，必須制度化、法律化。我們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在“文化大革命”后取消了“四大民主”（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從而使國家政權真正成為保障和維護全體公民合法權益的公共權力。 

　　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正由于我們有了這近30年“自在執政”及其積累的豐富經驗，才使我們能夠在從“文化大革命”走出來之后，經過解放思想、撥亂反正，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進入到“自覺執政”的新階段。如果放到歷史的長河中去考察這種轉變，我們可以自豪地說，這種轉變是一個艱巨的政治變革過程，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轉變。 

　　因此，深刻認識共產黨的執政規律，堅持把發展作為執政的第一要務，堅持人民民主，堅持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自覺地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是我們在全國范圍執政實踐中獲得的最重要的經驗。

　　經驗之三：根據改革開放以來的執政實踐，我們認識到要按照共產黨的執政規律自覺地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必須正確地處理好執政黨與政權、執政黨與參政黨、執政黨與社會（人民群眾）、執政黨與法律等的重大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探索共產黨執政規律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概括起來，我們比較深入地研究了執政黨與政權、執政黨與參政黨、執政黨與社會（人民群眾）、執政黨與法律等的關系。在對這一系列基本關系的研究中，我們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從而更加自覺地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 

　　其一，執政黨與政權的關系，是研究執政規律必須研究的基本問題。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我們實行的是黨政不分的領導體制，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出現了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鄧小平在1980年提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時候就指出了這個問題，1986年在對政治體制改革作全面部署的時候進一步提出了黨政分開和下放權力的原則。其后，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過程中，黨中央明確提出要按照“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規范黨委與人大、政府和司法機關的關系。具體來說：一是明確了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通過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干部，進行思想宣傳，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堅持依法執政，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二是明確了黨委和人大、政府、司法機關各有自己的職能和任務，同時通過撤并職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門來解決分工重疊等問題。三是明確了黨委在同級各種組織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獨立負責、步調一致地開展工作。四是明確了在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中都要建立黨組，國家權力機關中的黨組以及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員干部，在依法進行職責范圍的工作中，必須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委的決定。這些原則和規定，既有別于過去黨政不分的領導體制，又不同于西方的領導體制。 

　　其二，執政黨與參政黨的關系，是研究執政規律必須研究的又一個基本問題。在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初，毛澤東就提出要保留民主黨派，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原則。但在當時沒有能夠正確界定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民主黨派的性質。一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鄧小平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并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原則。在國內外政治風波發生后，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鄧小平的意見，進一步研究和規范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明確了民主黨派在中國是參政黨，并且明確了參政的基本點是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這樣，就完善了一黨執政、多黨參政，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 

　　其三，執政黨與社會（人民群眾）的關系，更是研究執政規律必須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群眾路線歷來是黨的根本工作路線。改革開放以來，黨進一步把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與完善黨的執政方式、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增強黨的執政基礎結合起來，強調不斷實現好、發展好、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強調要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把社會各個階層中符合黨員條件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強調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核心問題；強調“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是黨的各級干部必須堅持的權力觀。 

　　其四，執政黨與法律的關系，也是研究執政規律必須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早在黨的十二大，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已經明確提出了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這一重大原則。后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進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進入21世紀以后，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進一步完善法治原則，提出了“依憲治國”的原則。與此同時，黨領導人民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自覺接受法律的監督，并依法嚴格懲處干部隊伍中出現的腐敗分子。 

　　當然，我們還不能說對于執政黨與政權、執政黨與參政黨、執政黨與社會（人民群眾）、執政黨與法律的關系，都已經搞清楚了，但是，這樣的研究使我們黨更加自覺地按客觀規律來執政，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下，把民主與法制以及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黨內民主與人民民主、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等多種形式的民主結合起來，不斷完善和發展了社會主義民主，從而使得國家政權真正成為保障和維護人民民主權利的公共權力。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形成了三個重要的執政理念：一是在執政意識上，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二是在執政體制上，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的政治體制；三是在執政方式上，要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 

　　這一切都表明，中國共產黨在探索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過程中，更加自覺地按客觀規律來執政，形成了比較系統的執政經驗。

　　經驗之四：根據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執政實踐，我們進一步認識到要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關鍵在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　

　　由于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處于執政主體的地位，因此總結黨的執政經驗，也要總結黨在自身建設方面的經驗教訓。 

　　從“文化大革命”走出來以后，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思考的一個大問題是：“執政黨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黨，執政黨的黨員應該怎樣才合格，黨怎樣才叫善于領導”。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遇到前所未有的國內外政治風波的考驗后，江澤民作為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思考的一個大問題是：“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已經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黨的建設也面臨著新的挑戰和考驗，特別是腐敗問題久治不愈，越來越嚴重，在黨內外引起了強烈的關注和反響。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黨中央召開了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了在當前新形勢下怎么樣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問題。這次全會研究和回答的問題，從更深的層面上看實際上研究和回答的是執政黨建設問題。 

　　我們注意到，這次全會通過的《決定》第一次系統地總結了執政黨建設的六條基本經驗，并以非常鮮明的語言明確了執政黨建設的主線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這兩大建設，實際上回答了改革開放以來黨所面臨的兩大歷史性課題，即：怎么樣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怎么樣提高黨的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這兩個歷史性課題能否解決好，關系到黨的興衰成敗和前途命運。根據60多年來我們在執政黨建設上積累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根據世界上一些執政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我們決定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為主線來推進黨的建設，給我們解決好這兩個歷史性課題提出了一個正確的應對之策。 

　　因此，我們要進一步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關鍵在于加強黨的建設，尤其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這是我們黨在長期執政實踐中積累的最重要的經驗之一，務必牢記。李君如　　（作者為中央黨校原副校長）

　　■主題鏈接　

　　我黨經歷的 

　　三個執政階段 

　　一是在革命根據地的局部執政階段。這是指從1931年在江西瑞金建立蘇維埃政權到1949年在全國建立政權的階段。瑞金時期、延安時期、華北政府時期黨在根據地執政，都屬于局部執政。政權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政權。 

　　二是在過渡時期的全國執政階段。這是1949年到1956年，全國解放后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前這一階段。這一階段很特殊，一方面我們黨已經在全國范圍執政，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另一方面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建立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政權的性質依然屬于新民主主義政權。 

　　三是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全國執政階段。1956年，我國基本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此后，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在這個階段，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已經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政權的性質也就轉變為社會主義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