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閉幕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深入分析了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內外形勢， 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近日，人民網理論頻道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李義平教授，話題聚焦在此次公報中的新提法、新表述和新部署上。

　　五中全會公報的三個新提法

　　記者：十七屆五中全會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在這個新的歷史起點，如何做出重大戰略選擇至關重要。從五中全會公報分析來看，有哪些新提法值得關注？

　　李義平：第一、我覺得“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是一個新提法。

　　改革開放伊始，我們沒有錢，經濟的總體盤子很小，人民迫切需要發展經濟，加之經濟發展空間很大，把速度、規模放在很重要的、甚至是第一的位置是可以理解的。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規模不斷增大，外匯儲備兩萬多億，然而支持經濟快速發展的模式是走的便宜的路線，靠資源、環境、勞動力便宜，而不是創新，致使資源環境不堪重負。而勞動力便宜難以提升勞動力的素質，也難擴大內需，更難讓勞動者有尊嚴的勞動。此外，既有的模式更多的是依賴外需，一遇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就非常被動。現在我們的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層次，在新的變化了的情況下，人民群眾理所當然地希望經濟高質量的發展，希望從發展中得到更多實惠。中國共產黨人應當順應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把經濟增長的質量放在重要位置，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經濟發展聯系起來，讓人民群眾從發展中得到更多實惠。

　　第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是一個新提法。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早就提出來了，但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社會的一場深刻變革”好像是第一次。的確，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一次深刻的經濟變革，而且是一次深刻的社會變革，因為它涉及到對新發展觀的認同，對干部的考核標準，晉升機制，涉及到創新、教育、分配、公平、正義等等，以及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政府與市場的科學定位等。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以上的深刻變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很難達到預期的目的。

　　第三、我感覺“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 也是一個新的提法。

　　“擴大內需”說得多了，但建立長效機制則說明擴大內需不僅是面對金融危機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把內需作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一個永遠的、戰略性的舉措。

　　經濟發展方式要徹底華麗轉身

　　記者：公報提出“十二五”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必須貫穿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各領域。是不是意味在今后五年乃至更長一段時間，要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一個系統的工程來實施？

　　李義平：這標志著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要徹底華麗轉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涉及到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是一個巨大的戰略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個別地方政府提出來的短時間內就大變樣的，更不是一個淺層次的面子工程，而是一場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涉及到社會各方面，例如制約創新的教育和科研模式等，以及分配格局的調整等。用“十二五”五年的時間并不長。中央指出轉變經濟社會發展要貫穿于“十二五”的全過程是完全正確的。

　　“戰略性調整”蘊含深意

　　記者：公報提出，把經濟結構戰略性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并提出五年內“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要取得重大進展”，對于“戰略性調整”這一提法怎么理解？

　　李義平：經濟結構調整，既包括多方面協調發展，又包括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創新和提升。我以為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應當：

　　第一，包括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結構的調整，即要把內在的消費性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并且毫不放松外需；

　　第二，要調整分配結構，提升勞動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縮小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

　　第三，調整需求結構。需求是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和最終歸宿。隨著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需求結構是不斷變化的。例如隨著吃和穿問題的解決，住和行的問題、休閑的問題、享受公平教育的需求等，都在一定意義上成為當代的主導需求；

　　第四，調整產業結構，由第二產業帶動調整到一、二、三產業協調帶動。

　　"十二五"產業結構調整方向重點放在新興產業

　　記者：我們說“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必然是以結構調整為主，基于此，您認為“十二五”期間國家關于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和戰略重點？

　　李義平：關于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在今年二月召開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討班上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指出，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適應需求結構變化趨勢，完善現代產業體系，加快推進傳統產業技術改造，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服務業，促進三次產業在更高水平上協調發展，全面提升產業技術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前一段時間，溫家寶總理主持的國務院常務委員會進一步提出了重點發展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業、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等。總書記的講話和國務院做出的決定給我們明確了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我們在發展新興產業的同時，一定不能忽視對傳統產業進行技術改造。意大利就是生產服裝家具的，瑞士就是生產手表的，但這些傳統產業與時俱進，有了現代元素。

　　政府和市場一定不能錯位

　　記者：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應當怎樣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

　　李義平：政府和市場一定不能錯位。市場應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政府主要是制定規則，創造吸引人才、激勵創新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環境，推進改革和整個社會各個方面共同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千萬不能代替市場。我們看到了太多的“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現象，就是有心要栽的“花”不符合經濟規律，政府應著力于肥田沃土的創造，讓“花”，讓“柳”茁壯成長。美國管理學家邁克爾·波特指出，環境和激勵競爭的體制機制是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所在。

　　沒有“民富”就不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記者：五中全會公報強調：“努力提高居民收入的分配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把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提到議程上來，您作為一個學者和專家，如何看待？

　　李義平：公報指出，要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醫療事業改革發展等。一個時期以來，社會貧富的差距拉大，拉大了的貧富差距既不利于啟動內需，也不利于社會穩定，也有悖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我曾經發表文章指出，沒有“民富”就不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因為它涉及到內需能不能成為長效機制，能不能使消費結構不斷提升。所有這些，都涉及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如果說改革開放這三十年已經使國家富裕起來了，那么在今后的時間里，在“十二五”期間，我們必須把富民放在首要位置，否則就難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要讓人民群眾對領導干部的政績有更多發言權

　　記者：公報特別指出，各級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努力做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這段表述蘊含了什么樣的深意？

　　李義平：這個問題太重要了，現在有的地方政府官員片面追求所謂的經濟增長，興辦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傾心于自己的升遷，忘記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一個領導干部的業績，必須由人民群眾來檢驗，必須由歷史來檢驗，必須歷史的負責任。要作到這一點，當前最急迫地是改革對領導干部選拔提升的考核標準和選拔機制。考核標準不能是簡單的GDP，簡單的GDP使一些地方領導不擇手段，甚至站在污染企業一方，成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對立面。改革選拔和晉升機制，就是要讓人民群眾對此有更多的發言權。